在安全和外交领域，拜登政府继续对华施压围堵。以中国为假想敌、剑指台海和南海的美日澳三边军事合作不断强化。2023年2月，美国空军、澳大利亚空军以及日本航空自卫队在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举行了代号“对抗北方-23”的空中作战演习。8月，美日澳三国海军在南海举行联合军演。12月，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实施的“山樱”联合军演在日本举行。在菲律宾马科斯政府上台后，美国竭力怂恿和支持菲方在南海问题上采取对华挑衅和对抗的姿态。

2023年2月，美国从菲律宾新获得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限，这些基地靠近台海和南海。5月，菲律宾和美国签署了所谓的“双边防务指针”，作为对《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补充。根据该“指针”，在菲律宾海岸警卫队遭遇袭击时，美国可依据《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介入。借此，美国强化了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除了双边安排，美国还以“小多边”形式为菲律宾提供支持。2023年6月，美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在东京举行首次会谈，旨在加强三国防务合作，包括多边联合军事演习、三方防务官员互访、三方海岸警卫队联合训练、提升菲律宾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等。同月，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上保安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首次联合演习。2024年4月，美日澳菲四国在南海举行首次联合军演。在美国、日本等国的支持和怂恿下，马科斯政府一改前任在南海问题上的务实立场，竭力在仁爱礁、黄岩岛制造与中国的摩擦，升高南海紧张局势。

此外，加强美日韩合作也是拜登政府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2023年8月，美日韩三国首脑在美国戴维营举行峰会。三国宣布将三边峰会机制化，每年举行一次，并推动三国外长、防长、工商部长和国安顾问举行年度会议，加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磋商与协调，深化三国工商与科技合作。虽然朝鲜是三国安全合作的一个主要目标，但三方在台海、南海、供应链、关键及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等问题上的协调明显指向中国。

2023年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戴维营峰会。图自IC Photo

在美国朝野鼓吹“中国威胁”、提倡对华强硬政策的政治大合唱中，美国众议院“中国特设委员会”的角色尤其突出。2023年1月，第118届国会众议院决定设立该委员会，授权其“就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技术和安全进步的现状及其与美国的竞争情况进行调查和提出政策建议”，并“根据其对各类问题的调查需求举行公开听证会”。^[6]

“中国特设委员会”通过频繁举行听证会、辩论会、兵棋推演等活动，炒作“中国威胁”，在美国朝野进行反华政治动员，施压美国商界对华“脱钩”，为国会对华立法设置议题重点，推动对华“新冷战”。^[7]虽然“中国特设委员会”对美国国会涉华立法的实际影响力有限，但其持续而高调的活动严重毒化了美国对华政策气氛，牵制行政部门试图稳定与缓和中美关系的努力，促使府院不断出台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

二、中国对美政策：斗争与引导

2023年以来，面对美方不断挑战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中国更加坚定地发扬斗争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台海继续谋求主动权与主导权，在南海坚决维护中国合法权益，同时积极引导和塑造美国对华政策，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与稳定。

在对美斗争方面，中方果断亮剑，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针对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中国商务部在2023年2月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禁止其在中国境内新增投资，禁止其高级管理人员入境，不批准并取消其高级管理人员在中国境内工作许可、停留以及居留资格，并对上述企业分别处以罚款，金额为《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实施以来各企业对台军售合同金额的两倍。^[8]这是2020年9月《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发布以来首次将美国企业列入清单，显示了中方对美斗争的决心。中方还对美国联邦众议员迈克·麦考尔、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里根图书馆等人员和机构实施制裁。

鉴于美方不断打压中国企业，中方也采取针对性反击措施。2023年3月，中央网信办宣布对美光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5月，中央网信办公布调查结果：“美光公司产品存在较严重网络安全问题隐患，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造成重大安全风险，影响我国国家安全。为此，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依法作出不予通过网络安全审查的结论。按照《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我国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停止采购美光公司产品。”^[9]7月和10月，中方先后出台了对镓、锗、石墨等稀土原料的出口管制措施；海关数据显示，7月以后，中国完全停止对美镓、锗的出口。由于这两类稀有矿产是生产半导体芯片的重要原材料，中方采取的对美出口管制是对美方打压中国半导体企业的有力回击。12月，中方宣布禁止稀土精炼加工技术出口。鉴于中国在全球稀土加工技术上的领先地位，此举将制约美国打造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的企图。

中国对美斗争更加具有主动性。2023年2—5月，中国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新华社等机构先后发布6份报告，抨击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行为，历数美国在国内外侵犯人权的种种表现，揭露美国贫富分化持续恶化的事实真相。^[10]对美舆论斗争不仅有助于反击美国在人权、民主问题上的对华叙事，也有助于在国际社会揭穿美国政治与外交的虚伪性，削弱其国际道义地位。

中国还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开展对美斗争。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中国先后于2023年10月25日、2024年3月22日两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美国起草的有关巴以局势的决议草案，使美国在联合国偏袒以色列的企图未能得逞。2024年2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阿尔及利亚提出的关于加沙局势的新决议草案进行表决，遭到美国一票否决，中方对此表示强烈失望和不满。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在加沙停火止战问题上，不是安理会没有压倒性共识，而是美国行使否决扼杀了安理会共识。美国的否决释放了错误信号，把加沙局势推到了更危险的境地。”^[11]张军发言直指美国对于加沙局势持续恶化的责任。

2024年2月初，美国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多地进行空袭，导致大量人员伤亡，联合国安理会就此召开紧急会议。张军在发言中强调，美国有关行动严重侵犯了叙利亚、伊拉克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反对违反联合国宪章、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和安全的行为。^[12]中国在多边场合的对美斗争伸张了国际正义，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严正立场，更是对美国霸权行径和偏袒外交的有力牵制。

另一方面，中方也根据形势的变化，引导与塑造美国对华政策。从2023年6月开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以加强对话与交流、谋求稳定与缓和为特征的小周期，中方积极利用和运筹这一机遇，推动中美关系企稳向好。在接待美国国务卿、财政部长、商务部长访华之后，王毅主任与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会晤，就稳定和改善中美关系进行了坦诚、实质性、建设性的战略沟通。此后王毅和何立峰副总理先后访美，就中美元首旧金山峰会与美方进行对话磋商。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同拜登总统举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晤，着眼于增信释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13]这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也是中美关系进入小周期后的一个高潮。从中美关系的大背景看，这次会晤对推动两国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从目标看，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愿景大相径庭。中方希望发展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其中共赢是关键。美方则不然。拜登政府明确提出要“竞赢”中国，意欲独赢而不是与中国共赢。正因如此，美方才会视中国为其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其对华政策也以竞争为主旨。在2022年巴厘岛会晤之前和2023年旧金山会晤之前，中方都与美方进行了密集的外交磋商，希望就处理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达成共识，但中方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并未被美方全部接受。在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强调不应该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两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但美方坚持认为中美正处在激烈的竞争中，美方会继续加强自身实力并联合盟友与伙伴同中国开展竞争。

中美共赢还是美国独赢，这是两国在基本目标上的重大差异。现实地看，这一分歧难以在短时间内通过对话谈判克服。鉴于双方在中美关系的终极目标上难以达成共识，中方提出阶段性目标，即希望在现阶段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美方则表示，不希望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也就是在持续开展对华竞争的同时保持中美关系的适度稳定。这样稳定就成为中美双方的低水平共识。^[14]虽然这不算是一个具有雄心的共识，但从两国关系动荡不居、跌跌不休的现实看，稳定确乎是现阶段一个值得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是管理两国关系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