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华这段时间，很多专家学者和我交流时会问一些关于美国政治非常基础的问题，这是因为他们现在没有机会亲自去美国调研。作为斯坦福的教职工，我也欢迎各位来斯坦福进行这种必要的调研！

美不知中、中不知美，这种让中国的专家们信息不畅的现象，既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提出“未来5年邀请5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倡议，是个很大的数字，也是为了两国社会互相理解而必须争取达到的必要目标。中美必须纠正这种信息上的脱钩。

有些人会这样认为：对话应该是能够改善关系的，但我没有那么高的期待值。我认为对话不见得改善关系，但应该期待它能够增进双方的互相理解。

有一些问题我们聊得再多，沟通得再多，还是会产生利益分歧。比如我非常喜欢篮球，是NBA金州勇士的球迷，这个话题能讲很长时间。但我不管花多久时间，都不能说服别人认为金州勇士是世界第一等队伍。所以，聊得再深刻，我们仍然是有分歧的。

但解决分歧的必要条件是理解，没有理解这个前提，就完全不可能解决分歧。中美之间出现分歧很正常，但分歧不能基于错误信息或是双方的误解。

吴晓求：中美关系曾经非常好的时候，我每年要到美国访问两三次。2020年疫情之后，就没有到美国访问，同时也担心旅程中美国海关会盘查我多久。

两国之间要多加强交流、接触，领导人、外交官，以及民间的交流都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对方的诉求和担忧以及担忧的原因。解释、交流为主，不要对抗或者呵斥，要善于倾听。双边交流要做出非常认真的交流和回答，打消疑虑很重要。

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是毫无疑问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影响力越来越大。40多年前，我们是吃不饱饭的。1978年邓小平先生领导我们改革开放，现在全面步入小康社会，吃饱了饭，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云南于2020年全面实现脱贫攻坚，此为大理州南涧县小米辣成彝族农户增收新产业（图源：视觉中国）

同时，我们也会考虑国家安全，因为中国人有很深的历史记忆：国家富了，但并不强大。历史上清王朝GDP曾占到全球的30%，大约相当于今天美国的地位，但军事上不堪一击，在包括甲午战争在内的冲突中频频挨打。被动挨打留给中国人的记忆，和饥饿留给中国人的记忆一样糟糕。

基于这种历史的记忆，中国人觉得国家富起来也得强大起来，我们要把国防力量建设到维持本国安全的水平。中国的国防早年是陆地防御，防御半径很小；慢慢中国开始走向近海防御，空军、导弹从无到有；现在我们叫远洋防御。中国的安全范围要扩大，没有军事实力的提升是很难的。但这个扩大并不是想威胁到其他的国家。

我曾经和米尔斯海默教授有一次进行了3小时的对话，其中谈到中国军事实力是否会对美国和其他国家产生威胁，我说不会。因为中国军事实力以防御性为主。当然，中国军事也有一些进攻性能力，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防御。中国在海外没有军事基地，这样的国家很难有扩张能力。我们刚吃饱饭，也没有能力干对外扩张的事。美国的一些专家，包括政界人士，要理解中国人这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积弱的担忧。因为害怕，所以要发展国防，对外部来说，当然会认为是一种威慑。

第二，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军事、经济上没有那么强大。不要总听那些喊打喊杀的说法，这样不够理性。民粹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中国也存在民粹主义思潮。因此，我倡导爱国主义，但同时也要有国际视野。如果与邻为壑，弄出一个个小纵队，那怎么行呢？我算是中国教授里比较理性客观的，既爱国，也觉得我们需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那些“喊打喊杀”的专家误导了中国社会，甚至也可能误导了一些外国朋友，以为中国有扩张野心。当然，现在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但并不代表可以号令天下，还是要向发达国家相互学习，包括美欧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学习，相互借鉴，才是正确的态度。

第三，中美之间要跳出小恩小惠，有战略视野。我记得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给了中国一个执行清单，包括金融、保险、投资市场的开放，现代制造业的开放，有一个时间表。

坦率地讲，当时开放的进程超出了当时中国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短期内会吃一点亏。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思维是，中国不能独立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不能搞一个落后的工业体系，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实践表明，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伟大的国家，关起门来都是不可能的，会连饭都吃不饱。加入WTO这20多年确实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经济飞速发展，几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

就拿汽车工业来说，入世之前中国汽车工业很落后。当时有个假说认为，中国汽车工业在入世之后一夜之间就会被淘汰掉，因为根本没有办法和德、日、美的汽车企业相竞争。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汽车工业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新能源汽车处在世界前列甚至领先水平，传统能源车也极大缩短了和上述国家汽车的距离，这就是开放带来的结果。

在中国的汽车出口中，新能源汽车是增长主力军

因此，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时，我不认为眼前小利很重要。我认为，美国要着眼于未来，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至少应该和处理与欧洲的关系同等重要。

展望中美的下一个十年，还会有更好的未来吗？

王文：中美关系还是要着眼于未来。这恰恰是习近平主席在今年3月底见了美国战略学术界的朋友时说的，中美需要有更好的未来。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二位，中美还有更好的未来吗？下一个十年的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糟？

迈克尔·麦克福尔：您刚才提到战略学界格雷厄姆·艾利森等人。艾利森的书当中提到了中美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意义非常重大。但同时要注意到，不能单纯假设历史的必然性，要看到个体对历史进程也能起到推动和改变的作用，个人才是塑造历史的关键点。我现在写的一本书叫《冷战的教训》，讲述到底如何处理美、中、俄之间的三角形关系，希望能回答您的问题：

第一，在冷战期间，美国确实犯下了很多错误。要研究历史，避免重蹈覆辙。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今天我们要避免它的复辟。越南战争也是一个错误，美国过高地估计了威胁，浪费了大量国力，后果由美国自己承担。

这本书的内容不光有历史的教训，也有冷战当中比较好的经验。我认为，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学到了如何处理和苏联的关系。无限接近核战争的危机使美国发现要避免类似事件重演，所以，美苏就开始出现建立信任措施（CBM）、对危机的管控和避免机制、美苏电话热线等，旨在促进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和沟通。

要学会管理危机，而不是放任危机发展。冷战期间，即使在越南、朝鲜半岛、安哥拉、阿富汗等地发生了热战，但美苏之间没有爆发直接的冲突。所以，我相信这些机制是宝贵的，对于中美关系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到上世纪70年代，军事交流机制让美苏的将士之间有沟通的渠道，若真的有危机发生就直接能进行管理，以免失控，变成大国之间真正的对抗。我相信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书中还有一个主题，是关于现在中美之间有冷战期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一言蔽之，即中美之间的经济互相依赖。

这几年，中美双方在某些领域和对方脱钩，有些是美国发起的，有些是中国发起的。但我们绝不能完全地“脱钩断链”。我很清楚，百分百脱钩，对美国经济一定是致命的灾难，对全球经济也是致命的打击。不光是经济会在完全脱钩中受损，社会面也会遭受损失。

另一个与冷战的不同点是，美国，包括在斯坦福，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中国留学生。在我看来，这是非常积极的信号。有些美国人希望切断这层关系，我不这么认为。

中美之间在商务和科学界也有紧密联系，这一点与美苏不同。比如中美专家在斯坦福的联合研究推动着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不论科学家们的护照是什么颜色，他们都认同“2+2”只能等于“4”。如果有人说等于“5”，这个世界秩序就乱了，科学就应该只是科学。

我们可以利用这一优势去培育、关爱这样的联系。如果我们连这一层联系也没有了，中美两国的社会都会有很大损失。如果培育这种联系，两个经济体会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