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那项重大争论凝聚成一项宗教信仰的分歧，即，人类当中会不会出现救世主，带领大家逃脱苦难？由此衍生出的一项争论为，耶稣是不是救世主？如果耶稣是救世主，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活生生、有血肉的人，是人类的一员？

法国的精品喜剧影片《岳父岳母真难当》便有一段相关情节：圣诞节时，传统法国白人女主角身为天主教徒，给外孙解释马槽里的小耶稣：“这是我们的救世主。”她的北非裔穆斯林律师女婿顿时慌了，趁岳母转身，赶紧告诉怀里的小宝贝：“外婆有一点说错啦，耶稣只是一位先知。”一旁，同样抱着娃的犹太投资家女婿立刻一脸同意，与连襟彼此会心点头。

《岳父岳母真难当》里法兰西正宗老八旗白人夫妇的一把子四根水葱似的女婿

在伊斯兰教内部存在着同样的争论，并且也是尖锐到极点。其教义强调“默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含义之一便是人世间不会出现救世主，唯有到了世界末日之时，真主会做出最终判决，引导虔信者升入天堂。亦即，只有真主能最终拯救人类。可是，什叶派却坚信，神派遣默罕默德传达神意，同时指定阿里具体实现那神意，所以，默罕默德由阿里与法蒂玛一脉传下的后代无比神圣，并非凡人，乃是由真主的光生成，负有引导信徒得救的使命，能够最终带领他们在地上进入和平与幸福的时代。这就意味着人类能够在人世间得救，而且救世主能够以人的形象出现。按照什叶派的信仰，目前，阿里与法蒂玛的后代、真正的“伊玛目”只是遁入了妙隐的状态，一旦真正的伊玛目重新出世，便会引领信徒在地上实现救赎。在逊尼派看来，如此的信条实属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比异教和无神论都更可恶。因此，什叶派与逊尼派势同水火，是源于在信仰上的根本分歧。

我一位特别开朗的老朋友与伊朗人做生意，忍不住问伊朗合作者：“什叶派和逊尼派究竟有什么不同啊？”对方斩钉截铁地回答：“比佛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区别还大！”老朋友转述给我们，大家顿时笑趴在桌面上。为了那些在我们看来非常虚幻的问题，一神教的不同教派曾经在历史上打得一塌糊涂，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问题的实质并不虚幻。伊斯兰世界便不断有反抗者自命“马赫迪（救世者）”，率领民众进行大起义，统治者当然极端痛恨相关的教义。

有趣的是，达都什竟然以为，儒家思想也必然有类似救世主的观念，还把那一观念用到孔子身上：

“甚至一些人把他（孔子）几乎提升到神的行列，不少人更将其等同于天神。”

这个真没有……

一神教思维下的“历史必然性”

在亚伯拉罕三教传统里长大的人们，不管内部有多少分歧，当面对一个遥远的东方古国时，却反应很一致。从小耳濡目染的影响，让他们无法相信：

古老的中国文明及其每一项成就、中国革命的成功、新中国的腾飞，是人类努力的结果。

于是，西方人与中东人就在没意识到的情况下，按照从小熟悉的神学路数，去解释关于中国的一切。

例如，关于茶叶的发现过程，中东媒体上流行着一种说法，《中东报》2023年12月的一篇散文《茶叶之友》便提及：

“据信，这种芳香饮料起源于公元前2737年的中国（不知为什么比半岛的版本提前了十年）。据传说，一位中国皇帝坐在茶花树下，当他的仆人正在将饮用水煮沸时，风将树上的一些叶子吹入水中，而皇帝决定尝试他的仆人意外制作出来的饮料。”

这个说法其实表达的是，公元前2737年（半岛的版本是公元前2727年）的某一天，出现了一个神启的时刻，上帝让风把茶叶吹落到为皇帝煮的水里，并且让皇帝福至心灵地愿意去品尝，茶就此诞生了。——上帝说，要有茶，于是，世上就有了茶。

至于为什么非是在公元前2737年那一年上帝让风去吹茶树叶呢？为什么不是一万年前或者公元2024年?没原因。上帝就是那么神秘，或说“幽玄”（伊斯兰教的概念）。

将之与“神农遍尝百草”的传说对比，最鲜明地体现出一神教与中国文明的深刻鸿沟。在中国的神话传说里，女娲补天、后羿射日、仓颉造字……那些神话人物用创造活动改造世界、提升人类的生活品质，才被后世奉为神灵，人们纪念他们，是感激他们的贡献，也是为了自我激励。典型如妈祖信仰，宋朝时一位普通女性，因为在救援海难人员时不幸牺牲，便在后世获得那么高的地位。说起来，由女娲搞原始化学起头，中国传统的大神多数倒是领域专家、是劳模，更不要说各行各业的行业神——梨园供奉李隆基，那是因为他真懂音乐啊！大概，我们中国人是最大的行动派和实践派吧。

但是，在一神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神忽然降下来的。

不管我们觉得多么荒谬，阿拉伯世界的主流观念就是如此想象关于中国的一切。

2020年10月1日，中国的国庆节当天，半岛官网在首页推送了应节长文《中国奇迹——是这样地在七十年里实现了龙之预言》。然而，文章里根本没有介绍新中国筚路蓝缕的奋斗史，相反，用很大篇幅分析龙在新一阶段的目标为欧洲。那么“中国奇迹”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呢？该文中称：

“在建国整整三十年之后，出现了领导人邓小平的‘预言’：‘国家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句中的“预言”与标题中的“龙之预言”采用了同一个词，nubu’at。原词恰恰是从nabi’a演化而成，有两层含义：

“（真主传给圣人的）默示、启示；预言，预测，预兆。”

2023年3月，半岛的一篇《发展中“大国”中国》竟然出现了同样的说辞：

“……前领导人邓小平认为，其国家力量的要素之一在于‘隐藏自己的能力，静悄悄地矗立起来’，他还推出了一种有助于实现国家重大经济复兴的经济前景。他在1978年预言说，中国需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的掌控。”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生都在为中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探索真理，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目前的阿拉伯世界，竟被描绘成那样一种形象！

同样荒谬的是，在如此的“历史叙事”里，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是靠着中国人民一百多年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不是靠着建国后几代人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努力，改革开放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是上帝到点儿派了一位特使说出神意，然后就依照神意，自动生成了中国的繁荣与富强！

那位阿语作者相信，既然邓公预言了五十年的期限，那么到了时间点，预言肯定就能实现。如此的唯心主义观点，公然出现在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权威阿语媒体上。

也是在2020年10月1日当天，半岛官网还发表了一位左派编辑哈默德·布伊宁的文章《国家的崛起——是历史的宿命还是取决于“榜样中国”的自觉意志？》，题目中的“宿命”，原词为hatmiyat，有两个含义：

一为必然性，决定性；二为决定论，必然论；宿命论，定数论，神意论。

这位数次到过中国的编辑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明白，中国人民全凭清醒的意志与实干的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才实现了民族的复兴，那一切都与神意无关。由此反而见出，目前，在中东，神意论盛行，人们就是相信，中国能有今天，完全是神意在起作用。

实际上，中东人包括文化精英在内，就是如此理解中国的近代史。2017年1月10日，半岛阿语官网发表了一篇纪念周恩来逝世四十一周年的文章《深沉夜色中怀念皓洁圆月》，倾力歌颂周总理一生的辉煌业绩，但在我们读来却是又感动又好笑。

该文截图

那篇文章很真诚，但几乎每一句都存在着错误，不过，真正成问题的是，作者如此介绍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

“在适当的时刻，历史的必要性浮现出来，将他变为一个三人组合中的第三人，而前定要由那一个三人组合改变中国的面貌。”

那三个人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所谓“前定”，原词为“gadar”（音译为“盖德尔”）。在伊斯兰教里，“前定”也是最关键的概念之一，按照信仰的要求，信徒必须相信“前定”。其大意是，一切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是无法更改的，人无法预知，更不可能加以根本性的改变。《古兰经》中即云：“我确依前定（gadar）而创造（halagaa）万物。”[原文音译：Inna(我确实） kulla（所有） shay’in（事物） halagaahu（将其创造） bi-gadar（凭前定）]（54；49）

我们生活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不管是否信佛，总会接触到佛教的因果说，所以容易用“业力”去理解“前定”，误以为其意思是指：

由于前世的行为导致现世的结果。

例如我们会开玩笑：“我家猫上辈子拯救过一座城，所以这辈子吃了睡睡了吃光享福。”然而，前定恰恰否定因果律，其意思是:

一切都是真主早就设计好的，而真主的意志是绝对的，也是凡人无法领会的，那些安排之间并没有人能够明白的因果联系。

实际上，亚伯拉罕三教都拥有同样的信条，英语里的“destiny”（命运、注定、宿命）的含义就近似前定。

我们面对一神教里的“前定”，还容易产生一项误会，以为上帝的意志具有时间性，在时间当中，他先产生了某种意志，然后根据形势变化，再做出另一项新的决定，即他的决定有先后产生顺序，他会不断做出新的决定，并且，上帝不断变化的意志之间有因果关系。然而，一神教的正统观念里，神的决定没有时间性，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从来就存在的，早就存在，并且一直存在。

因此，不要把前定理解成：

神一看欧洲人不大争气，眼看着要闹出一战来，就决定启动B计划，让中国那边发生辛亥革命吧！

非也，一神教信念的本意为，一切的一切，包括中国的一切，从中华帝国，孔子，秦始皇，到鸦片战争，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等等等等，都是上帝的意旨早就安排下的，基本上在上帝说要有光的那一刻，就都已经设定好了，随后，便是在神意指定的“适当的时刻”，一件一件地顺序出现而已。这，就是唯心主义指导下的所谓“历史的必然性”。

影片《十诫》当中，摩西高声宣布：“上帝会为我们完成战争。看他的全能的手！”然后劈开了红海——摩西只是上帝的工具，是上帝的意志借助摩西实现了劈开红海的神迹

在中东主流媒体上，作者们均非原教旨主义者，相反，他们都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其中一些人掌握了各种西方现代理论，他们也是真心地向往现代文明，希望中东能够步入现代化。但是，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他们在一神教的思维里理解中国。

对比之下，我们不禁要感慨，中国革命，新文化运动，新中国的社会科学建设，引领我们走出了唯心主义的泥沼。同时，上述介绍也让我们明白，由于文化的“底层逻辑”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中东文化人很难读懂中国出版的文化书籍。他们更信赖西方精英关于中国的作品，不仅因为迷信西方，也因为那些书籍里弥漫着一神教的种种观念。我们恐怕很难改变中东人的思想，不过，掌握实际情况却是必要的，而我们对那一方面一向存在着盲点。

从中学时代起，我们所受的教育便持续批判唯心主义的毒害，然而，生活在新中国的唯物主义环境中，其实很难想象唯心主义究竟能怎样捁挃心灵。观察中东文化人对中国历史的误解，恰恰可以让我们形成生动的感受，让我们幡然醒悟先贤们奋斗与牺牲的可贵，他们赠与我们的绝不仅是物质享受的改善，还包括心灵的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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