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先知”一词的原文为nabi’a。阿语中，也用该词称呼伊斯兰教的开创者默罕默德。中文将该词翻译成先知，让我们产生了误会，以为该词的含义是：

替人民大众发现真理的人，因为思想敏锐、眼光深刻，所以比芸芸众生更具前瞻性，是伟大的思想家。

根据新中国树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都懂得，释迦摩尼等各大宗教的创始人，都是智慧超群之辈，他们感受到时代的困难与不公，具有巨大的悲悯心，因而生发出新的信念，试图通过新的信念创造更好的社会。他们比我们普通人先一步看到人类面临的问题，因而我们称之为“先知”。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在继承前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是在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是人创造的思想，是人类智力活动的结果。

然而nabi’a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它源出naba’a，该词作为动词意为“告知，通知”，作为名词意为“消息”，到了现代还演变出“新闻”、“报道”的意义。如，vekalet naba’a就是“通讯社”。因此nabi’a——先知一称与思考、觉悟无关，与人类的思想活动无关，与人探求真理的努力无关。那个词的意思就是“通知消息的人”，甚至可以理解成“消息”本身，即，nabi’a是人形的福音，是福音本福，每次有一位“先知”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福音本体出现了。

至于“使者”（英文译为Messinger），原词mursal，意思更加微妙。其原型词为irsal，意思为“发射，放出”，例如“发射战略导弹”的“发射”就可以用这个词。该词又延伸出多种意思，包括寄出、派遣等意思。同时，通过变形或者变音，还衍生出各种相关的词汇，形成一个词汇的组群。如risalatun，为“信件”、电子邮件的“邮件”，是个日常词。

mursal是irsal的被动名词，意思是“被发出的、被传送的”。卫星传播的“信号”一词乃是该词的阴性形式，mursalt；该词一旦发音为mursil，便是“派驻编辑”。而mursal被赋予了一项重要含义——“使者”、“使徒”，那意味着，使者不是主动出发的，是被上帝发射出来的。他们并不单纯是替上帝传送神意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被发射出来的信号。

1956年好莱坞彩色大片《十诫》中的台词：“要聆听摩西说话，他是替上帝的意愿发声”

艾文将孔子定义为“信使先知”，是说他是上帝发射到人间的一枚战略导弹，也是快递给中国的一片移动硬盘，孔子被投放到中国之后，便口吐莲花，传达圣音，于是中国人民通过孔子知道了上帝给这个“帝国”单独打造的一套设定，从此虔心信奉，脑子里再进不了其他的信息。

按照这种设定，孔子本身就是上帝的消息体，他出现就意味着上帝的消息来了。他“述而不作”，但讲出的都是上帝想让他说的信息，没有一句是他思考得出的结论。因此，文中说，他是“古代思想道德的载体”。

载体的原词nagil，直译“运输工具”，由“运输”一词变音而成，有点近似大乘、小乘的“乘”。艾文的内在逻辑是，“古代思想道德”也并非中国先民在生产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成果，而是上帝早早就降下来的。大概是神意降得未免太早了一些，万能的主考虑到时光倥偬，怕没有把那套关于“中华帝国”的设定凿实在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人可能会迷途而不知返，所以在二十五个世纪前又发射了一枚移动硬盘，这才搞定了中国方面的局势。

话题回到当今的中东世界，当我们明白了那里竟是把孔子当做上帝发来的电子邮件，才能懂得达都什为什么会想象出秦始皇与孔子的一对一冲突。在达都什的理解里，秦始皇把中国从多个王国组成的联邦第一次变成了统一的帝国，于是，他按照一神教的思路，推出了那样一套逻辑：

上帝是为了证明它在中国的设定上是来真的，才又创造了另外一个工具——秦始皇，让他具体实现了孔子带给人间的“预言”。然而，秦始皇明明在实现上帝的意旨，却并不理解神意，反而压制孔子带给中国与世界的“真相”，但最终孔子的“智慧”和“哲学”胜利了，成了历代政府的政策基础和中国人的心灵基础。孔子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上帝的意旨无论怎样都不可违；所以，孔子的胜利也是必然的；而上帝之所以设定出秦始皇，让他在不清楚神意的情况下完成神意，又诋毁神意，也是上帝有意彰显其意旨不可违。

在此，我们看到典型的一神教在咬定神意不放松时的闭环思路。

影片《十诫》中，埃及法老与摩西对峙

“大神孔子”

艾文的那般设定，肯定让中国读者非常生气，觉得是一种不敬。然而，实际上，伊斯兰世界目前就是如此定义孔子，而且绝无轻慢之心，相反，是给予他最高的尊敬和荣誉。

须知，亚伯拉罕三教的虔诚信徒绝对不能承认，孔子学说的关键部分是他思考的成果，他所继承的前代智慧，也是先人思想的结晶。原因在于，如此的观点违反了“上帝是万能的”、“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至大”、“认主独一”的观念，即一神教的基石。我们都误以为“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是指创世纪、诺亚方舟一类古早事件。实际上，那一信条非常绝对，其真实含义是，一切存在与将存在的，都只能是上帝的造物，包括人类的思想。所以，人类的任何观念，任何思想，任何行为，都是上帝制造的结果，也都是上帝意志的体现。

达都什生活在二十一世纪，无疑是个读书人，但却困在那一整套唯心主义思想里。他给同胞们如此解释儒教的来源：

“儒家与道教和中国的其他信仰同样，其存在的起源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数深奥的亚洲宗教都给宇宙赋予一种精神的性质，而且那是一种自在的精神，也许无需依靠（造物主的）创造（即，没有经由上帝创世就存在了）。故而宇宙从最初的混沌中自我创造出来，然后通过两种相互矛盾的元素‘阴阳’的交混作用来调节其成分，于是它的演变过程会无限循环，直到今天我们也仍然在见证其影响。”

原文中的“halg”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它是动词halgan的词根。halgan作为动词是“创造，新创”之意，同时衍生出“上帝创造”、“上帝让谁出生或者让某物出现”的意思。由之变化出的haalig则为“造物主，上帝”。halg既是“创造”一词的词根，同时还寓意“万物”和“人类”、“本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一对并列的词汇：haalig——作为造物主的上帝；halg——上帝的创造活动，以及经由上帝创造出来的万物，包括人类。这一对词汇可以说表明了一神教的一项要点，即，世界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二元制，由神与其所创之物形成。意味深长的是，由词根变化出的hulug，乃是“道德，品格，本质”，在阿语中是常用词，也就是说，人类的道德同样是上帝的手搓产品。

既然中国没有神话宣布，儒学与道教是上帝打了一个响指之后出现的，对达都什来说，那就是起源不清楚。但他接受了当代人文思想的熏陶，抱着开放与多元的态度，于是，他那么理解：

亚洲（在中东，该词往往就是指东亚，甚至就是指中国）的思想里不存在上帝创世的信念，而是存在阴阳学说，那么，中国人想必是认为，儒学与道教都是宇宙在阴阳变化（原文为tahlig，是halg的变体）里产生的。不管是上帝创造也好，阴阳变化也好，反正都是人类所不能理解也无法控制的神秘力量捣腾出来的。

这位热心知识的作者就是想不到，儒学与道教都是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产物！

既然人类的思想与观念，人类的一切智慧，都不是人类动脑子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创造的，他随便瞧中了哪个人，把某一条观念或者某一套观念塞到那个人的心里，那么，我们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重要角色，就只能是载具，是被发射出来的信息包、被弹射出来的快讯小窗了。

因此，一神教的经典里反复出现的情节是，某一个时刻，某关键人物忽然就“知道”了某件重要的事，其不是通过观察和推理而发现实际情况，却是上帝嗖地就在他或她的心里灌入了那条消息，于是该人的心一下就亮了，掌握了某一条真相，还高声宣布出来。

一神教还有一项核心内容为，最重要的神学经典都不是人的作品，而是上帝通过某种形式降下的神谕，最典型便是四部《福音书》，据基督教的理论，那是天使一字一句口授给四位“使徒”的。

十六至十七世纪意大利巨匠卡拉瓦乔的《圣马太与天使》，表现一位天使从天而降，向使徒马太口授福音，而马太则将其书写下来

正是在如此的信仰里，伊斯兰教将亚当（阿丹）、亚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萨）等关键人物均认定为mursal——使者，即上帝发射的福音。而默罕默德则是“使者们的尊长”，因为他本人也是安拉的使者（Almirsal），是最后一位“封印先知”。

如此的信条激发出许多极其尖锐的冲突。其中一项重大争论是，人类能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通过改良、革命与斗争，通过文明的进步，摆脱困难与不公，实现全体的解放，创造一个美好的、理想的社会？让我们中国人难以置信的是，对于亚伯拉罕三教的主流信徒来说，答案是“不能”。理由就是，上帝是唯一的造物主，只有他能够创造一切，所以，让人类脱离苦难，也只有它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