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照进现实

从五四以来，我们中国人热诚接受西方进步文化的启蒙，于是就以为，启蒙主义已经彻底涤荡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全体西方人也和我们一样，完全采用无神论的思维模式去思考问题、观察世界。然而并非如此，西方人，包括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都很难完全摆脱宗教信仰的影响，他们常常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困在基督教的观念里。表现之一即为，西方人不仅发明了一套违背历史的中央王国论，而且相信那就是深藏在纷乱历史之下的真相。

美国编辑理查德·伯恩斯坦在1982年出版了《自世界的中心——追寻中国的真相》（Richard Bernstein， 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e Search of theTruth about China），借纪实报道之名行反共之实，在该书扉页上写道：

“他们（中国人）曾经知道自己是天朝帝国的居民；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称其为上帝的儿子。由在文化上落后的人民包围，他们觉得，他们是某种特选的族群（chosen people），并非由上帝选中，而是因了他们优越的成就。外国人被理解成野蛮人。而中国的土地称为中国，即中心王国。它是一片光辉（也可译成被照耀的）的领土，是文明与伦理道德的全球化中心；一言以蔽之，它是世界的中央。”

不难看出，这段疯狂的奇论每一句都在化用基督教的理论，甚至直接用了“特选”概念。神奇的是，那么早，这位编辑就用了global——全球化一词，一口咬定，中国人“曾经知道”自家是文明与教化的全球化中心。该书是借用基督教理论以及中央王国论来诋毁新中国，告诉英语读者：中国人本来一直很清楚自己是谁来着，但是中国革命把中国人的思想毁了，让他们丧失了自我。中国革命也把天国之帝国、文明的全球化中心什么什么的都给毁了。造孽啊。

然而，改革开放的蓬勃气象很快改变了西方的主流观点，理论家们觉得，没，中国人没忘自己是谁，中国那“特选”的本质也没变。尼克松在1988年出版的《一九九九不战而胜》当中便借一位中国领导人的名义，宣扬那一观点：

“但他也极度充满信心，一支更优越的人民，一旦其生产和创造的能力得以释放出来，不可避免地会制造出更为优越的成果。”

不仅如此，尼克松还更进一步认为，不仅中国人，连其他国家也全都明白了世界的“真相”，都认了命，争着为天命出力：

“它（中国）是那样一个世界的主要选手，在那个世界，各种民族林林总总，它们都明白中国被命定（destined）赋予的力量，因而都急于在帮助中国发展其潜力上扮演个角色。”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亚伯拉罕三教中的重要概念：destin——注定的命运，宿命。

西方人无法准确理解中国文化，我们也无法完全理解西方文化，特别是一神教的内容，所以互相充满误解。

在我们这里，天命是长腿的，很容易就跑开，跑到别人那里去。至于怎么确定谁有天命呢，基本上是看KPI——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成功了，因此天命在他；他哥丧了命，可见没有天命。朱元璋登基当了皇帝，因此他应天承运；陈友谅等人都没坐上皇帝，明摆着就是有运无分。所以，承天命和中国的神仙一样，也是个竞争上岗的活儿，而我们人人都是勘测天命的小能手儿。

一神教的教义却截然不同，强调上帝万能，其意旨不可改变，所以，一旦上帝做出了“特选”，那一指定也在各种意义上绝对不会改变。《黑客帝国》三部曲是精绝的科幻片，但主题却是传统的一神教教义，讲述the One——上帝指定的救世主如何拯救世界。

电影《黑客帝国》剧照

我们既难把握那些陌生的观念，又觉得它们过时，所以当西方学者涉及中央王国论时，往往读不明白并忽略过去。例如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斯韦尔于1972年出版的《印度对华战争》是一部严谨的研究著作，但作者却忍不住含蓄地嘲笑印度不知天命，竟自以为与中国地位平等。他甚至寻思，也许这一点惹恼了中国人，恼到翻过喜马拉雅山，把印度给胖揍了一顿。我们阅读时就很难察觉那位进步知识分子的那一处思想盲点。

中央王国论的“弹性”

马克斯韦尔显然没察觉，他信奉的中央王国论是基督教传统观念的产物，其内里的含意为：

上帝在创世纪之后，不知又在什么时候，创造了中华帝国，还在里面设置了威权皇帝和聪慧灵巧的中国人、威权制度等等，总之各种唯中国特有的成分。然后，上帝设置了一项程序，让每个世纪都有一些先进发明出现在那个帝国，由中国人“发明”出来。同时，上帝还给中国人吹了一口气，将“神意的真相”植入他们的脑子里，于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知道那一“真相”，即，他们比其他民族在文明上优越，其皇帝是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其帝国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是神植入的观念，所以中国人生而知之，并且脑子里的念头也根本没法有所变化。

本文所谈到的只是中央王国论的基本内容，在其基础上，西方高才们还有一层层的延展。例如，当中国贫弱落后，遭受西方侵略和掠夺的时候，该史观的主题便是：

上帝设置了异教而先进富庶的中华帝国，却让虔诚信徒成为贫穷落后的野蛮人，是有特殊用意的。中国是神给信徒在地上设定的使命，也是对信徒的严格考验，其目的是要求信徒必须征服中国，让中国人都皈依。只有在虔信者完成了那一神意之后，上帝才在人间获得了简直近乎彻底的凯旋，而中国与中国人则将是虔信者的奖品：

“常去教堂的美国人——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从小就知道在上帝所有的葡萄园里，中国也许是最可爱的地方。”（美国作家戴维·哈伯斯它姆出版于1972年的《出类拔萃之辈》）

十九世纪下半到二十世纪前半，美国人非常狂热地相信上述观念，相信把中国变成清教国家、变成美国的一部分，是他们作为特选民族的一项使命。因此，在那一时期，美国人公然宣扬“新西进运动”，把往日进军西部的运动加以延展，跨过太平洋，准备推进到全部中国。而且举国上下充满了乐观情绪，觉得那是神意指定的时刻，中国必然会快速变成美国的新西部。也因此，新中国的成立才让美国人集体歇斯底里，拒绝了少数清醒者提出的理性应对策略。我们根本不明白，那时的美国人反应非常复杂，其中有一层是信仰上的打击。

一旦中国重新变得强势，中央王国论里的另一项理论便会浮起来：

上帝设置中华帝国，确乎是让中国人在某一个时间点实行全球统治的。至于上帝为什么创造一个异教国家还让它统治世界，答案是神意莫测，上帝不管做什么都有其目的，但是凡人无法领悟。信徒要做的只是认清神意，遵循神意，否则就是不虔诚，经受不住上帝的考验。

尼克松是很虔诚的教徒，他在《一九九九不战而胜》里的言论，不仅是为亲华派的对华政策辩护，也是在告诫同胞们事情的真相。

西式精神胜利法

中央王国论可以视为西方人的精神胜利法，在功能上简直能满足西方人的一切需要。

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就是否定中国革命，编造一套歪曲的历史叙事欺骗世界人民。还有一项功能，是替西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辩护。那项理论宣扬：中国百年耻辱的原因，一在元代之后就停止征服世界，二在近代的一连串革命。所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陷入落后与贫穷，遭受列强侵略，根本不是列强的错儿，全怪中国人的两记昏招儿，没有抢在欧洲人之前去搞征服，又闹革命，把“上帝最可爱的葡萄园”——中华帝国给闹垮了。当然啦，那些也都是上帝意旨的结果，用以昭示世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是上帝的意旨，人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项。

可是，中国人在连出两记昏招儿之后，怎么却走上了独立与复兴之路呢？中央王国论又遵循一神教的观念，推出了第三项神论：上帝确实指定了一个时刻，但它一点也不着急，让中华帝国一直在长城之内沉睡，到了指定时刻才把它唤醒。所以，此前的几千年里，我们中国人尽管创造了那么辉煌的文明，却都是在睡觉摸鱼。

于是，当中国走上复兴之路，西方人便心里一惊：

那个时刻，它眼见着就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