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帝国的印度属民

印度人在解释何以其国家如今那么贫穷时，有个固定说法：那是因为英国几百年的殖民活动把印度的财富都掠夺走了。英国殖民者对印度次大陆实行了疯狂的奴役和掠夺，制造了无数惨祸，但是，印度人与英国殖民主义活动的关系也因为印度帝国这个“帝国分公司”的存在变得非常复杂。

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活动，印度人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扩散，这其中有狐假虎威的“印度帝国”公务员，也有为谋生远渡重洋的穷苦劳工。在殖民时代，印度人尽管始终不算英国公民，却获得了“英国属民”（British subject）的身份。二十世纪初，南非的白人移民排华排印，当时在南非的华人曾经与甘地等印度人联合行动，一致采取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结果，华人遭到了驱逐，印度人却因为拥有英帝国属民的身份，让南非当局达成了部分的妥协。

众所周知，英国为了实行在印度本土以及全世界各殖民地的统治，拣选部分印度人，实行各种领域的培训，把他们培养成多种类型的统治助手、有职业能力的良好属民、警察与军人等等。这就造成印度精英带上了买办集团的特性，该特性一直延续到今日，其最瞩目的景观便是次大陆的上等人才在西方的政界和商界频繁获得成功。

英国首任印度裔首相苏纳克和夫人（图片来源：ICphoto）

英国依靠其训练的印度属民作为在各殖民地的统治副手，也使得印度人与其他殖民地人民的关系相当复杂。对很多非洲人来说，印度人曾经是二鬼子，比英国主子还狠，以致一度有“遇上戴包头的‘辛格’和眼镜蛇时要先打死‘辛格’”的笑话。实际上，至今，印度人在非洲还在享受大英帝国留下的红利，在一些非洲国家主导着银行业等重要领域。在海湾地区，南亚人也活跃在不同层次的领域里，从珠宝商、香料商，到出租车司机、酒店服务员，数量之大远超其他群体，在通俗文化等领域，印度人也有明显的影响。

在海湾做小生意的印度人（图片来源：半岛中文网）

尤其值得仔细梳理的是，无论是在印度帝国，还是在其他殖民地，都出现了英国殖民活动的受益群体，沙逊家族便是一个典型例子，而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包括尼赫鲁家族、布托家族，都是作为印度帝国的助理统治者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与政治资本。

此外，一战期间，英国征发了一百多万印度部队，在法国战场与德军作战，在西亚与奥斯曼军队作战……伤亡惨重。在外人看来那不算什么光荣的历史，但却影响了印度人对于世界历史的感受，觉得他们深度参与了世界历史的洪流。

因此，当代印度人对自身的认知与定位，对历史与世界的感知和结论，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史的产物。不过，印度人却炮制了一套信念，坚信：英帝国炮制的印度帝国，并非是英国殖民者的作品，相反，是自古以来的古老印度的延续，是古代早就存在的一个伟大和不朽的国家。

一个生动的例子就是印度历史学家欣多尔·圣古塔的《印度当前最大的难题，是怎么才能配得上这种“伟大”？》

文章侃侃而谈，印度“成功超越了它的旧殖民统治者英国，并预计在 203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因此，“印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它应该具备什么条件才能配得上这种‘伟大’”？它能给世界带来什么？”作者意气风发地指出，办法是“印度文明优越论”，把今日印度具有的一切良性特征，包括民主，都说成是印度文明从来就有的基因，在印度文明里早就存在。

 文中有一处阐述特别具有代表性：

“在印度的文明叙事中，对古代世界的借鉴更为深入。在主张其对印度洋的权利时，印度重申了历史上最杰出的王朝之一朱罗王朝（Cholas）的历史。这个曾经位于印度南部的海上军事强国，自公元1世纪前后起的1500年里，依靠大国实力统治这片区域，将印度教的信仰、习俗传播到整个东南亚地区。”

作者在讲，不是英国人为了自身目的打造了印度帝国，也不是英国人把印度洋打造成印度帝国的内湖，而是我们历史上有个伟大古国早就“统治了这片区域”。该作者称“朱罗王朝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就建立了，持续了一千五百年”；接着说“朱罗王朝统治了印度洋靠近东南亚那片区域”，然后再把“印度洋靠近东南亚那片区域”，偷换成“印度”统治过整个印度洋。就这样，他便建立印度子虚乌有版本的“自古以来”：印度自古就统治着印度洋，长达一千五百年，所以今天的印度对印度洋有“统治权”。

该文中的这样一段值得注意：

“莫迪还喜欢用梵文短语‘vasudaiva kutumbakam’来描述印度的世界观，意思是‘世界都是我的家’。在这一点上，他呼应了从尼赫鲁到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这几位印度政治家，他用这句话来解释印度的自我投射。”

只有明白西方人迷信的“成吉思汗帝统论”，才能看破这段话的真正意思。印度人是暗暗盗用了西方人的“欧亚大陆存在一个帝统”的理论，然后捏造文明传统里的基因，推出一个印度版本。

印度人推出“婆罗多总统”的称呼，酝酿改国名为“婆罗多”，其中隐含的一种自我定位很有可能就是希望面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成果，然后用附会的古代文明成果去修饰、去掩盖，最终用民族主义的思潮来宣扬“Make India Great Again”。

印度人坦然地“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是，我们在好笑之余，应该发出引申的思考。今天，有一整套关于印度文明以及亚洲文明的概念，什么雅利安人，印欧语系，梵文，莫卧儿帝国等等，我们耳熟能详，出口成章，在长期灌输之下，也就以为围绕那些概念的各种叙事都是有凭据可查的信史。

但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印度没有历史记录，历史上的很多事情都搞不清楚，要靠中国古代史料来确定其历史，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常能差上几百年。所有那些我们深信不疑的结论，什么雅利安人攻入印度，什么印欧语系，都是怎么研究出来的？《吠陀经》和《奥义书》之类所谓古代经典，怎么确定它们真正是古老的？所谓“梵文短语‘vasudaiva kutumbakam’”，怎么确定它是古代流传下来的遗产，怎么确定它的历史有多长？怎么证明巴拉特——婆罗多的称呼究竟是哪个时代出现的？那个词称真的很古老吗，具体有多古老，有什么证据证明它的古老程度？印度连历史记录都没有，十九与二十世纪的西方学者怎么研究出了那么一套印度古代文化史，还把古代印度的历史推得那么早，仿佛人类文明的根源之一？

也许在探究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需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不仅是中国，而且也是世界，到了一个全面清算西方殖民主义的时刻，人类文明与世界历史的研究领域也呼唤着中国学者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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