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

2022年10月举行的巴西大选被视为巴西再民主化以来最激烈、最分裂的一次选举。卢拉以微弱优势赢得选举，他的回归终结了巴西右转的趋势，打破了巴西最近30年“总统连选连任”的规律。

卢拉的回归在新一轮拉美左翼浪潮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是拉美国家的政治不稳定，经济问题是核心原因之一。那么，卢拉的回归能够拯救巴西经济、缓解日夜撕裂巴西的贫富分化差距问题、阻止巴西严重的去工业化趋势吗？如果这些问题在卢拉任内得不到根本解决，右翼再次上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虽然右翼政府本身就是巴西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贫富分化问题和自上世纪80年代采纳新自由主义以来的严重去工业化问题的始作俑者。

为了很好地理解巴西经济存在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从而揭示巴西政治问题的根源，本文尝试运用《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中提出的“胚胎发育”工业化原理，从巴西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巴西进行一次“麻雀解剖”。[1]

世界粮仓巴西未能解决饥饿问题

巴西于1822年9月7日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独立，独立后行使议会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国家，人口居世界第五，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美国与中国，与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10个拉美国家接壤。

巴西拥有辽阔的农田和广袤的雨林。按世行2020年数据，巴西农业用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28.3%，为2.37亿公顷（合35.5亿亩），人均1.11公顷（合16.7亩）。然而巴西已开垦的耕地面积仅占巴西国土面积的6.7%，人均可耕地0.26公顷（合3.9亩），这意味着巴西具有巨大的可耕地开放潜力，这一潜力使得巴西可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粮仓之一。

同时，巴西的牧场面积相当于耕地面积的3倍。广阔无垠的牧场是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养牛的头数和牛肉的产量均占世界第2位，猪的头数名列世界第3位。

巴西铁矿储量大、质地优良，产量和出口量都居世界前列。巴西还是热带经济作物的重要出口国。哪怕作为全球最大咖啡王国，巴西的甘蔗和柑橘的产量也居世界第一。

富饶的资源使得巴西无论在葡萄牙殖民统治时期还是独立建国以后，仅仅依靠出售自然资源就能够获得很高收入。但是巴西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

然而巴西建国以来近200年的奋斗历史，充分说明实现这个理想十分困难，目前仍然显得遥遥无期。

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自然资源与农副产品出口国的总统，卢拉这次上台提出的奋斗目标居然是解决巴西的饥饿问题：“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在2026年任期结束时，每个巴西人都能享用上咖啡、午餐和晚餐，我就完成了人生的使命。”

巴西长期拥有西方推崇的政治制度、强大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不受约束的生产要素（资本、土地、人口）的自由流动、自由贸易和金融自由化政策，也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将过去长期积累的绝大部分国企私有化了，可就是一直没有能力进入全球工业化强国之列，反而通过市场机制下的“去工业化”而掉进了中等收入陷阱，与其它拉美国家一样（图一）。比如2017 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从1984年的历时最高值（30.9%）下降到了目前的10%。[2]

图一：纵坐标是一国/地区的人均GDP除以美国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图中包括8个拉美国家战后的经济发展水平，它们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长期以来没有增长，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陷入“相对中等收入陷阱”。图中粗线条的红色与紫色是亚洲的台湾省和韩国，作为逃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

为什么自然资源如此发达的世界农业大国，在为工业化奋斗了200年之后，居然还没有解决饥饿问题？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难以回答这个问题。

发育不全的巴西工业化从城市化的角度看，巴西似乎早已完成工业化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比如目前巴西的人口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大城市十分集中，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4。但是巴西城市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就业困难、城市公用设施等资源紧缺、社会贫困人口很多、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压力巨大、社会治安混乱。

问题的根源在于巴西早期的工业化路径违背了循序渐进的“胚胎发育”原理，在原始工业化没有很好发育的基础上实施规模化轻工业起飞，又在轻工业基础没有很好发育的基础上强行实施重工业起飞，结果是剧烈的颠簸和不断的债务危机与断崖式俯冲。换句话说，由于巴西二十世纪中叶的重工业起飞缺乏坚实的轻工业基础和世界市场支撑，从而导致巴西经济后劲不足、增长乏力和一系列的财政与金融危机。

让我们从农业开始。巴西的可耕作土地主要集中在东部。巴西在17-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对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严重依赖，和其严格的“土地私有产权保护”，使得巴西政府建国以后长期无法对西方殖民移民和掠夺时期所形成的大庄园土地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因此无法利用“耕者有其田”的农业土地制度去充分孕育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作坊手工业和乡村企业。比如最早的殖民开拓时代由葡萄牙国王任命的大家族，从18世纪开始就形成了对巴西国内经济的寡头控制。这些大家族所依赖的大庄园土地制度，在工业革命前只能产生奴隶雇佣制度。而一旦奴隶雇佣制度被推翻，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庄园主可以依附的雇佣农民，只能涌向大城市寻求就业。[3]

但是巴西大城市的就业机会一直十分有限。唯一能够吸收大量低技术农业人口的城市产业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然而在缺乏大量乡镇企业的基础上发展纺织业，意味着一开始就必须在大城市建立规模化纺织工厂；巨大的土地和用工成本迫使这样的纺织业必须具备相当规模才能降低平均成本、具备竞争力。因此如果不能够打进国外纺织品世界市场，这种规模化纺织业不仅技术升级潜力有限，而且对于吸收国内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也很有限和单一。这样的状况迫使整个经济体仍然主要依赖农副产品（尤其是咖啡）出口来维系。

事实上这正是巴西建国以后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00多年间所走的经济发展道路。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经建国一百多年的巴西虽然实现了纺织品自给自足，但仍然是一个严重依赖用廉价原材料和农副产品与欧美工业国交换工业产品的农业国。

因此，除了实现纺织品的自给自足以外，巴西并没有像18-19世纪的大英帝国、19世纪末的美利坚合众国、20世纪初的德意志帝国和日本帝国、二战后的韩国、20世纪末的中国大陆那样，发展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规模化纺织业和其它轻工产业部门来带动巴西出口，孕育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巨大统一市场与销售网络。

缺乏这样一个庞大轻工业和小商品制造基础来为巴西吸收农村劳动力和创造剩余，必然使得巴西在二战以后实施的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和强行重工业化面临国内资金匮乏、储蓄率低迷、国内外市场狭小的局面。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西虽然通过1950-1980三十年的全面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重工业体系，但是这个工业体系是高度亏损的和缺乏全球竞争力的，早晚会因为债务和通胀危机而陷入发展困境。

事实上巴西自1960年代以后就开始债务和通胀危机不断。[4]为了遏制债务和通胀危机，巴西政府不是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刺激发展小商品和轻纺工业品出口，反而是通过提高汇率来降低国外产品（主要是重化工业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成本，这进一步降低了巴西制造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大大压缩了巴西的出口市场和国民储蓄率，反而极大提高了国家和企业投资对于外国债务的严重依赖。

结果，到了1980年前后巴西不得不迫于巨大国内财政压力和通胀压力开启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然而由于这场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是以新自由有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使得巴西国内工业品市场迅速被发达国家涌进的制造业产品所占领，在很大程度摧毁了巴西自建国一百五十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民族工业，导致严重的“去工业化”现象，使巴西从此告别战后快速经济增长的黄金年代而陷入了集“高债务、高通胀、高失序、高政治内耗”于一身的“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