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文一教授，您之前研究的是宏观经济学，为什么会转向科学史特别是科学革命的研究？您最新的研究理论和成果是什么？

文一：我一直在高校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从事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转向对科学史和“科学革命”这个李约瑟之谜的研究是缘于一个困惑。

大家知道李约瑟之谜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8到19世纪的西方而不是东方；二是为什么“科学革命”发生在17到18世纪的西方而不是东方。

我的《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一书只是探讨了“工业革命”这一面，但是没有回答“科学革命”这个方面的李约瑟之谜。

这个方面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科学革命是“西方中心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后堡垒；它是如此硬核，以至于迄今为止反对“西方中心论”最得力的西方历史学家和最卓越的“东方主义”学者[包括詹姆斯•布劳特（J.M. Blaut）、唐纳德•拉赫（Donald Lach）、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王国斌（R.Bin Wong）、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丹尼斯•弗莱恩（Dennis Flynn）、马立博（Robert Marks）、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杰克•古迪（Jack Goody）、彼得·弗兰科潘（Peter Frankopan）、欧阳泰（Tonio Andrade）]等都尽力回避它。

在我看来李约瑟之问的这个方面必须回答，它的谜底必须揭晓。如果其答案的确是因为西方文明的古老制度基因和文化基因才自然导致了科学革命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爆发，那么非西方文明就不能只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虚情假意、搞半拉子工程；而是必须全面拥抱孕育了近代科学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核心要素，才能完成思想启蒙和现代化，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无愧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成员。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问题就大了。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答案，也就是我在《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和西方崛起之谜》这本书所要阐述的。这本书中所引用的浩瀚史料虽然主要是二手资料，其错误在所难免，但是我对我的基本判断和基于这些史料而形成的历史观是有信心的，因此希望能够抛砖引玉，激励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这个研究方向来。

《科学革命的密码——枪炮、战争与西方崛起之谜》

目前学术界对于科学革命为什么爆发在西方而非东方的解释，有好几种相互关联的流行“理论”。而我书中的结论与这些流行观点背道而驰。

比如一种流行理论认为是古希腊公理体系与中世纪欧洲一神教经院哲学刨根问底的理性思维相结合，产生了17世纪的牛顿力学革命。按照这个理论，中国因为自古就没有产生古希腊数学那样的公理体系和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信仰，以及中世纪那样的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传统，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

这个理论面对的巨大挑战之一是：为什么同样是继承和吸收了古希腊公理体系与数学知识和犹太-基督一神论传统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却并没有能够产生牛顿经典力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

另一种流行理论认为，虽然拜占庭的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教都具备一神论的特点，但是由于它们都不像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那样支持“思想自由”，而是依靠经院哲学和宗教教条压制思想自由，因此不可能产生科学革命。

这个理论也面临至少两大挑战：挑战之一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都是排斥科学的，他们都激烈反对当时的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的新思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理论。挑战之二是，无论是伽利略的经典力学理论还是拉瓦锡的氧气燃烧理论，都恰好分别诞生在保守的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和路易十五与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而不是开明的新教占统治地位的荷兰、瑞典或德国北部的城邦国家。为什么？

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科学革命的理论，基于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在1953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文艺复兴）。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的贤哲没有走出这两步感到惊奇。人类居然作出了这些发现，才是令人惊奇的。”

这是目前为止解释科学革命较为“客观公正”的视角，但爱因斯坦这个观点所提供的理由仍然很不充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首先，18世纪的化学革命虽然与实验有关，但与古希腊数学没有丝毫关系。况且物理学巨匠牛顿本人花费整个后半生用实验方法去研究化学现象，却一事无成、铩羽而归，徒有卓越的逻辑思维头脑和微积分这个极其先进的数学工具。而化学革命恰恰是由法国火药局局长和杰出的炼金术士拉瓦锡引爆的，而且比牛顿的经典力学革命晚了整整一个世纪。为什么？

其次，究竟什么是文艺复兴以后才开启的科学实验传统？人们喜欢引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句话：“知识就是力量。”那么伽利略通过反复测量铁球在斜面滚动的实验，究竟想要获得何种力量？是想获得上帝造人的力量？还是想获得别的力量，比如精确预测炮弹在重力作用下何时何地按何种路径准确命中目标的力量？

而且问题在于，虽然培根提出了系统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论，但近代物理学的实验传统并不是由培根所在的新教国家（英国）开启的，反而是在天主教统治下的意大利开启的，是由伽利略和早他一百多年的前辈（比如塔塔格利亚）这些天主教徒开启的。那么为什么伽利略和他的前辈们会开启这样一个科学实验传统呢？这个实验传统背后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是企图用数学与实验证明上帝的存在，还是有某种更加世俗的实用主义动机？

第三，古希腊文化和数学古籍被拜占庭帝国保存得好好的，那为什么延续上千年的拜占庭希腊文明（公元330-1453）却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而要等到伽利略的出现？伽利略所处的时代究竟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哪些古希腊所不具备的社会条件？

答案显然不在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运动本身——因为它不外乎将阿拉伯文献中的古希腊知识翻译成拉丁文而已，而拜占庭的希腊人却不需要通过这种翻译就能阅读古希腊数学文献。

答案也不在于北欧的宗教改革运动——因为伽利略并没有受到新教的影响，而且一直是在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意大利生活、工作、学习和研究。

伽利略所毕生关注的焦点之一，恰好是计算和理解不同重量的球体如何在不同倾角的斜面按不同速度滚动，以及铁球如何在地球重力作用下做抛物线运动的弹道学问题，以便从中获得抛射物体运动规律的认识突破。为什么？

这就迫使我们回到战争，回到伽利略所处的充满战火的“炮弹（铁球）满天飞”的文艺复兴时代。

事实上，伽利略在其经典名著《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开宗明义昭示了“科学革命”的“战争密码”：“……威尼斯人在著名的兵工厂里进行的经常性活动，特别是包含力学的那部分工作，对好学的人提出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生性好奇的我，常常访问这些地方，纯粹是为了观察那部分人的工作而带来的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