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俄乌冲突、政治乱局、金融市场波动……近年来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动荡层出，对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全面冲击，也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路径有多么重要。从打造区域性经济合作框架，到建立更紧密的外交联系，发展中国家开始抱团取暖，并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其中，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堪称典范。2020年，东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双方同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今年是中国提出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双方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跳出了西方此前主导的单级秩序，成功避免了零和博弈带来的两败俱伤。

展望未来，中国与东盟还能在哪些领域深化合作？这类合作会对当今国际秩序、提高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探索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新模式产生哪些影响？观察者网对话了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新亚洲战略研究中心主席翁诗杰先生。

【对话/观察者网 郭涵】

观察者网：今年3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宣布破产，进而引发欧美金融市场波动。发展中国家由于抗风险能力较弱，常常成为此类风险的牺牲者，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当下欧美主导的国际政治和金融秩序中避免这种风险？

翁诗杰：从二战结束后到今天，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有哪一次不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有动作，发展中国家不跟着遭殃的？只要美联储加息，发展中国家必定跟进，这也意味着民生将受到冲击。包括东盟在内的许多区域，至今在贸易结算与金融活动所用的货币主要还是美元。虽然很多人说“去美元化”看到了苗头，但不能算是成气候。今天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新气象，是好事。

我再举一反三，自2020年以来，全球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当许多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状态时，美国曾主导建立、作为“领头羊”的全球治理体系，有没有提供任何领导？我看到的是整个治理体系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不管是抗疫相关的知识还是物资，美国都没有积极主动地站出来提供。反倒是中国，当时全球第一个经历疫情的国家，在第一时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最需要的防疫物资，包括疫苗等，缓解了许多国家当时面对的压力。

翁诗杰主席接受观察者网对话

所以我认为，当前所谓的全球治理体系，包括金融、公共卫生等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根本就没有话语权，往往陷于被动，同时还得听命于美国和一些所谓居于全球领导地位的西方国家。面对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心生不满，是必然的。其实大家都在摸索，能否走出一条新的道路？这并不为过。我认为不应该将这种尝试看成是“洪水猛兽”。

观察者网：发展中国家可以说是旧国际秩序的“叛逆者”，从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到15国集团，再到金砖国家以及各类地区性国家联盟，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团结起来增强抵抗力。特别是近年来在欧美兴起的“逆全球化”浪潮，腾出了部分国际治理的空间。“逆全球化”会是发展中国家的新机遇吗？

翁诗杰：我的看法比较谨慎，与其说是提供新机遇，倒不如说是一次“新长征”的开始。我们必须正视现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地位始终居于弱势，抗风险能力也相对薄弱，这是不争的事实。

问题的核心是，欧美国家为什么要搞逆全球化？明明他们过去都在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巴不得能够从新兴国家榨取劳动力、掠夺资源，使之成为西方国家产业外包的主要供应国。可当新冠疫情来临时，欧美国家才蓦然发现供应链都不在本国，再加上国内的失业率越来越高，民怨四起、选票流失。

面对这些情况，欧美政府肯定要甩锅、找替罪羊，第一个要找的，当然首推具备全产业供应链的中国。说白了，欧美的逆全球化其实跟地缘政治脱不了干系。在欧美的影响下，许多国家也紧跟风向，纷纷掀起了一股经济民粹主义，而且日趋成为各自国内的政治主流。这一点实在令我们担心。

观察者网：美国经济学家、《亚洲时报》副主编大卫·戈德曼上个月在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提到，“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步入正轨，也就是当人们从每天挣2美元到挣10美元后，这将提供强大的增长动能。”发展中国家占世界人口比例约为60%，这部分市场潜力释放出来后，确实能量惊人。如果从这个角度预测，发展中国家消费能力提升后，会给全球市场格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会再次刺激新一轮全球市场繁荣吗？

翁诗杰：我个人认为，戈德曼把问题简单化。他并没有完全体会到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发展中国家虽然占全球人口的多数，可消费能力的占比却不成比例。就算这些国家的民众，每日收入如他所说翻了5倍，难道消费力就自然会提升了吗？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大国感冒、小国遭殃”的承受方。在东南亚，通货膨胀与物价高涨，已令一些国家民不聊生，几乎挺不住了。试想：当普通民众连吃饭都出问题的时候，哪还有闲钱来消费？

《经济学人》：2021年东盟国家消费者支出结构中的食品消费占比

观察者网：2022年，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国家实现了5.5%的亮眼经济增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曾预测，2030年东盟将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能否请您结合亲身经历来谈谈，东盟国家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潜力？

翁诗杰：就刚刚提到的这个预测，事实上我们东盟最大的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已经在摩拳擦掌，研究他们未来可能跻身全球前五大经济体的前景。一个印尼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整个东盟的经济体量？

整体来说，东盟10国的发展水平不一，经济形态不尽相同，同时也存在同质竞争。毕竟这几个国家具有同样的气候、物产等，自然会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其积极面是，东盟具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基础。1967年五个东南亚国家最初组建东盟，是在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背景下，基于政治上抱团的共同利益而成的。走到今天，东盟最大的利益公约数却演变成经济合作，尽管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合作组织。

经历过这次新冠疫情的考验，我们看到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产业有飞跃性发展，相当耀眼。相信数字经济的基础建设会是一个异军突起的产业，可供深耕。即便是传统基建，由于泛亚铁路的东南亚段还没有完成，相信这仍会有一定的需求空间。此外，中国和东盟还可以在其他领域开展合作，比如公共卫生领域，尤其是防疫物资和疫苗的生产和研发。

有一点令我感受良深的体验是，发展中国家不能永远作为别国产品的倾销市场。这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国产品，但重点是要打造本国的原创品牌。我认为这是中国可以参与给力的。现在大家都在热议发展数字经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跨境电商。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已经有很成熟的产业链，各种各样的程序apps应用琳琅滿目。这些产品登陆东南亚市场，在商言商，当然无可厚非。

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企业能不能考虑，基于他们成熟的技术，与中国周边比较弱小的经济体，和当地的本土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研发合作，给他们的自主研发“扶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