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合作方面，印度和以色列常年共享有关克什米尔、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情报资源。据《纽约时报》调查，正是2017年访以期间，莫迪政府采购以色列间谍软件飞马（Pegasus），并借此侵入大约300个印度活动家、编辑和反对派领导人的个人账号。

地缘战略方面，印度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阿以和解进程，积极参与在《亚伯拉罕协议》基础上构建涵盖阿联酋、美国、以色列、印度的I2U2机制。2022年7月，I2U2首次举行线上峰会，同意推动四国在粮食安全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务实合作。2023年9月，四国宣布开启联合外空项目。阿联酋、美国、以色列、印度在地区合作外延不断扩展，内涵不断深化。

意识形态、地缘战略与莫迪的选择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莫迪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表态：“对以色列受到的恐怖袭击深感震惊。我们的思念和起到与无辜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同在。在这个困难时刻，我们与以色列站在一起。”莫迪表态一经发出，便引起各方关注，莫迪表态背后的底层逻辑也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

从意识形态看，印人党带有强烈的“反穆”色彩。有“古吉拉特屠夫”之称的莫迪自上台后，以印度教为最大公约数在印度推行“国族再造”，目标就是通过孤立包括穆斯林在内的少数群体，以团结占印度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徒。

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莫迪政府不断强调教派议题。例如，莫迪疫情期间曾去极具争议的阿约提亚清真寺遗址为印度教的罗摩庙奠基。再如，莫迪推出针对穆斯林群体的《公民身份法案》。另外，莫迪修改宪法废除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多数）的自治地位。在莫迪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下，印人党及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下辖的其它教派组织还不断发起对印度穆斯林群体的袭扰和迫害。

因此，如前所述，在印人党的话语体系中，希望通过渲染“穆斯林等同于恐怖主义”这种刻板印象煽动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反穆情绪。与之对应的，身为“油管五常”的印度网民，也在巴以冲突后通过社交平台大肆发声，站队以色列。与此同时，国大党则一以贯之地支持巴勒斯坦。

从政策导向看，打击恐怖主义是印度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的核心议题之一。莫迪政府上台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国际合作，反恐打恐的重要性，同时祭出强力手段打击恐怖主义。一方面，这是莫迪政府以反恐为名，突出显示印度和巴基斯坦鲜明的国际形象对比，在彰显自身道义制高点的同时，矮化巴基斯坦国际形象。另一方面，莫迪政府打出反恐旗号，对外可以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扩大与相关国家的合作领域，对内则塑造“国家利益捍卫者”的人设。

2019年，在遭遇普尔瓦马恐袭后，莫迪政府出动空军越境对巴军事目标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可以说，正是这次强硬表态拯救了当时选情不利的莫迪政府，为行将举行的2019年大选起到强心针作用。

此外，2022年，联合国反恐委员会在印举行会议时，莫迪政府专门邀请与会代表参观曾遭受恐袭的孟买泰姬陵酒店。因此，适时表现出反对恐怖袭击的立场，同样可以攫取美西方及以色列等国好感以及国内群众支持，助力2024年大选。

从地缘战略看，支持以色列、谴责恐怖袭击，但不点名哈马斯的措辞也符合印度既定的战略选择。一方面，莫迪2014年上台后就转向“巴以脱钩”的中东政策。这意味着印度在发展印以关系时将能够免于受到巴勒斯坦因素牵制，能够根据自身战略利益诉求，独立发展对以关系，同时也能够在国际场合维持“对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大力支持”，避免相关表态给处于上升期的印以关系造成不必要的干扰。

另一方面，印度当前的中东地缘战略选择依附美国主导推动的《亚伯拉罕协议》，并以此作为阿以和解路线积极推动美国、以色列、阿联酋、印度（I2U2）四方合作机制。

《亚伯拉罕协议》签署现场，特朗普身边分别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与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巴林外交大臣扎耶尼。（图源：央视网）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G20新德里峰会期间启动“欧洲-中东-印度互联互通经济走廊（IMEC）”正是《亚伯拉罕协议》和I2U2合作的新外延。巴以冲突爆发后，谴责恐袭行为而非哈马斯本身，在获取美西方好感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缓解了印站队以色列冲击印中东战略。

然而，相比较表态本身，莫迪可能更需要思考巴以冲突对《亚伯拉罕协议》和阿以和解进程的冲击。巴以冲突表明，尽管以色列名义上并非“欧洲-中东-印度互联互通经济走廊（IMEC）”的一部分，且在军事、科技领域处于优势，但其国内和周边环境并不安全，这势必深刻影响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存在和足迹。在巴以问题尚未得到切实解决的前提下，印度的地区合作如何推进，才是莫迪政府面临的更大难题。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