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因为共产党没有掌握枪杆子被屠杀，如果再被蒋介石用嘴巴解除武装是不可思议的。蒋介石想不战而屈人之兵，我们不可能让他得逞。

毛主席、张闻天又提出谈判方针和底线：红军编5万人，军饷照国军待遇，临时费50万，以此为最后让步限度，但力争超过此数。还有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军军及地方部队，不在这5万人之内，均改保安团及民团，在特区行政费内开支等。[6]

国民党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叶剑英同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第二轮谈判。到3月8日，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周恩来将谈判成果整理成3项15条，史称“三八协议”。[7]

其中政治方面主要条文：一是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及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共产党，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期内公开。二是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现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行政经费请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之。三是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统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请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

红军改编的主要条文：一是改编现有红军中之最精壮者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步兵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二是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三是红军现有之骑兵3个团及1个骑兵连，共约一千四五百人马，拟编骑兵1个团。四是改编后的经费、给养补充，统照国军同样待遇。

但就这样妥协尺度很大的条文，顾祝同、贺衷寒等还不同意。他们将“承认”改为“服从”，把“要求”改为“请求”；把“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各省；还要取消民选制度，将红军定员裁减为一师1万人，共3万人；将“服从统一指挥”改为“服从一切命令”等。[8]

答应这样的结果，就是要把共产党矮化成投降，要裁减红军，要改变红军的独立领导，肢解陕甘宁苏区。中共中央不可能接受。

这样，在西安的第二轮谈判又陷入僵局。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左起：博古、叶剑英、周恩来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题讨论谈判问题。毛主席指出：摆在蒋介石面前有两条路，一是走日本的路，一是走向我们，他现在还在徘徊中（这是对对手的把握）。谈判的胜利是表示我们的诚意，但一定要在合作的原则上，不是投降（明确谈判的性质）。谈判的方针，无疑是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的方向，而不是无产阶级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如果这样，我们便要失去信仰。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至于谈判的方法，应先谈原则问题，再谈技术问题。我们应召集会议，发表宣言，从政治上动员。国民党的代表应确定，有些人可不同他谈（明确谈判方针和方法）。[9]

会后中央电告周恩来：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立场，绝对不能迁就，对方划去民选、分裂苏区、派遣副佐人员、取消政治工作人员、缩小红军至两万余人、地方部队由行营决定、改要求为“请求”、服从一切命令、置西路军不提等均须严拒。我们的最低限度：一是3个国防师组成某路军领导不变，副佐不派，学校必须办完本期，政工人员不变，每师人数15000余，编制表自定，服从国防调动，西路军立即停战。二是苏区完整，坚持民选，地方部队不能少于9000人。[10]

还提出应当把握的策略：我们现在应换姿势，将上述最低限度要求提出，申明在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介石解决问题。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进攻姿势，只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不会使谈判根本分裂。

还要求，对周恩来起草的15条（就是那个“三八协议”）也要加以原则上和条文上的补充修改。为什么？因为和平大计已定，现谈的是国家政策与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问题，必须原则上妥当与事实上能行。[11]谈判对象也要重新调整，与蒋直接接洽。[12]

事实证明，毛主席关于在总的和平局面已定，政治上采取攻势不会使谈判破裂的判断是正确的。

十几天后，蒋介石又电约周恩来“相晤”。周恩来去杭州见蒋，针对与顾祝同争执的问题，特别强调六点：一是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是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是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是关于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是红校必须办完本期。六是红军防地须增加。[13]

蒋听完后表态出乎意料：一是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他希望中共检讨过去决定，并坚守新的政策，必能达到成功。二是承认国共分家致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提出彼此要检讨过去，承认他过去亦有错误。三是要中共不要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合作，因为一个党在环境变动时常常会改变政策，但是一个政策必须行之10年20年才能见效，希望中共要与他永远合作，即使他死后也要不生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所以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14]

这些话虽然私心很重，但也诚意满满，让人感动。

周恩来建议，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好方法。蒋赞同说，那你们就赶快回延安，商量一个与我合作的纲领。

谈到红军及边区问题时，蒋介石也表现不错，说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几个月后都要开，你们可以参加；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方面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担任正职，以应付各方，副职以下的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们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你们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们绝不来破坏你们的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可以。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绝不再打了。

一下子柳暗花明，中共中央认为这个结果尚好。

蒋介石想叫儿子蒋经国回国，希望得到中共帮助。第一次国共合作时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并在苏联加入了共产党，蒋介石发动政变后，蒋经国发表声明脱离父子关系。为使蒋父子团聚，我党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经斯大林批准后，蒋经国于1937年４月17日回到上海。毛主席、周恩来派李克农前往上海迎接谈话，并希望他能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做出贡献。[15]

在苏联留学时期的蒋经国

但如果认为至此皆大欢喜，问题解决，那就大大低估蒋介石的算计了。

6月初，周恩来携带中共起草的合作纲领见蒋，蒋却把纲领抛在一边，提出要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他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干部合组，蒋担任主席并有最后决定权。显然是要利用这个组织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许多承诺也推翻了，答应3个师以上设总司令部，变为设政治训练处指挥，并公然“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各边区武装也要“实行编遣，其首领须离开”，不再提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规定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以共党名义出席”等。[16]

这样，谈判第三次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