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广海这个人物，我个人认为在塑造上有一个不足之处：他的最后一场戏其实是有问题的，这样一个汉奸是不会为了他心爱的女人挺身而出的。

前面有一场戏他和刘昊然演的那个角色被日军抓住，他用日语出来解释一下就很有可能可以救下刘昊然，但他选择了明哲保身，因为他觉得日本人是不讲道理的，他不想冒这个风险，这就导致了刘昊然那个角色差点被砍头。再往后，他的老婆与儿子当着他的面和一群南京市民一起被机枪扫射，他知道要发生什么，所以背过去不忍看。这个情节我认为是比较真实的，汉奸就是这样的，他既然走上了这条路，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反抗的能力和念头。所以到最后，日军当着他的面要强暴他的情人的时候，我认为从人物分析的角度上讲，他这种突然起来的反抗不大真实。这里是我稍微有点不满意的地方。

萨特的存在主义理论中，人的本质是自己选择的，他在最后一刻不惜牺牲自己去救自己心爱的女人，其实就塑造了自己，那么他就不是汉奸了，转而变成了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个英雄，因为他拥有了一个英雄的时刻。我认为如果处理成日本人当着他的面强暴他心爱的女人，他也无能为力，甚至只能束手旁观，虽然很难过但不敢反抗，这个会更加深刻。

观察者网：《南京照相馆》公映之后，很多人会将其与十多年前的两部同类题材的商业片——陆川的《南京！南京！》和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做对比。您觉得在对比之下，申奥作为85后导演，在创作上和前辈的一些导演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汪海林：最大的差别在于，前几代的导演，我们说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也好，他们都有一个执念，就是民族性批判。哪怕是抗日战争，他们也会更多地去反省我们这个民族自己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这个悲剧的发生。比如说《金陵十三钗》是这样，让一群美好的女孩替大家去死，表现的是中国人内部的矛盾；《南京！南京！》也是这样，它更多地去讲中国人的麻木、缺乏组织、一盘散沙。这种思路我们倒也没有必要全盘否定，但实际上到了申奥的创作上，我们看到他已经完全脱离了原来民族性批判的旧路。

《南京！南京！》中刻画的守城中国士兵

在《南京照相馆》里，你看不到以前电影里那种熟悉的“麻木落后”的民族性，里面的不同身份的中国人都是团结一心的。历史上南京陷落之后，日军遇到的抵抗是非常零星的，但是申奥抓住了这些东西，希望把这种非常少的反抗放大，他认为这是有表现价值的。而以前的导演可能更多的是把大多数人那种麻木的、任人宰割的状态表现出来，这是挺大的一个不同。现在的年轻创作者更加自信、他们觉得虽然我们的民族也会有各种问题，但我并不在我的作品里表现这些东西。

我私下和陆川也是很好的朋友，其实陆川的表达欲很强，但是他私下和我说过，他的脑子经常是挺乱的。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他的想法往往和大众的点不在一块儿，在这种情况下要拍好商业类型片就很吃力，因为这样的电影需要寻求更广泛的共鸣，这需要导演对于“观众要看什么”有更清楚的直觉。

《南京照相馆》主创在路演中

观察者网：最后，您觉得《南京照相馆》的成功对于今后的电影创作，尤其是同类题材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启示？

汪海林：我认为最大的启示还是要把故事做好，把人物做好，而不是只是输出一个理念。我们之前一些革命历史题材在一些重要节点上的创作都有这个问题——在主题上使很大的劲儿，却忽视了好的主题必须通过形象表现出来。

申奥在《南京照相馆》之前的作品，比如像《孤注一掷》也是在商业类型上把握得很好，所以对于现在的创作者来说，我认为还是要先熟悉类型叙事，然后再说要表达的主题。《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都是在类型叙事上出现了问题，在创作这个主题的时候，方向老是不对或者说不准确。

《金陵十三钗》剧照

它们的表达和形式没有结合起来。比如《南京！南京！》里，很多实际上是理念的表达，作者努力在告诉大家战争是怎么回事儿、人性是怎么回事儿，而不是通过故事，这是比较大的问题。所以申奥这次给大家的启发就是，不管什么作品，主旋律也好、革命历史题材也好，都要先把重点放在人物和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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