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那段时间，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历史剧：慈禧很不容易，袁世凯是个好人，孙中山实际上是一个不着调的人……

这些创作一方面或许有政治诉求，更多的还是哗众取宠，刻意对主流的历史表达做一些颠覆性解释。当然，也有一部分创作人真的觉得自己有独立思想，就是要一鸣惊人，就是要借作品彰显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不与当局合作”的清高姿态。而且在前些年，这种做法不仅没有风险，还经常名利双收。

其实在艺术上，这些故事的创作水平并不高明。表面上看，创作者仿佛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了鲜为人知的“新意”，在借剧作刻画历史本身的丰富性，但实际就是攫取局部的历史片段，用断章取义的方式“翻烙饼”——给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挑毛病，给原来的反面人物找出很多“伟光正”的地方，说白了还是一种脸谱化、简单化的创作。您如果真有本事，为什么不写个莎士比亚式的作品？当然，对于某些读书不多的观众来讲，这些戏或许还挺新鲜的。

今天，我们经常提到一个表述——历史虚无主义。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说它是虚无的，没有指向性，把原来的主流价值观给消解了；其实人家是有目的的，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意在掀起某种政治浪潮。

应该说，《人生若如初见》这类作品的创作人还是对历史有自己的见解和发现，希望来解释他们眼中的中国的现代史是什么样的。但十年前这种戏就已经过时了，因为投资方觉得有一定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所以也没拍成。后续可能又花了些钱——转手也好或是原来的机构想把它盘活也好，结果就拍了。现在回头来看，我觉得在整个投资拍摄的决策上都有挺大的问题。

其实制作方找一个明白一点儿的责编，他会给到很多专业建议，包括提示审查上的风险。可现在我们的制作公司更多地把精力放在组演员班子上，对内容的审核与把握做得比较粗糙，看看内容觉得也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没想到现在就是内容出了纰漏。

由这个案例出发，我就想起10多年前，有一个大导演和一个大公司找我写一个戏。导演说希望拍买办的故事，给买办正名。我说买办很难翻案，他说，不对，买办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做了很大贡献。我说那也不是他们做的贡献，整个买办阶级就是帮助帝国主义在中国挣钱、他们在中间分一杯羹的角色。

买办阶层与洋老板的聚会（资料图）

很多大公司其实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要说给汉奸翻案，他们肯定不敢拍，但是他们相信大导演，大导演表示要给买办翻案，那他们一想，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规定不许给买办翻案，这戏可能就这么出来了。所以，制作公司对于一些题材的政治风险往往判断不出来，如果创作者刻意在剧本中植入一些敏感元素，这些大公司也不太具备判断、辨析的专业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在创作上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但是对于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整个行业要有坚决的态度。因为每个创作人擅长和感兴趣的领域不同，所以创作风格、创作内容应该百花齐放，同样一段历史事件，可以允许创作者用不同的风格、样式去表达。但是如果创作的内容，其核心的表达是为了颠覆全社会的历史共识，或是创造一个所谓的新的历史观，那么对此必须提高警惕。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不光是管理者的责任，创作者自己也要有责任感。《人生若如初见》和《广州十三行》出现当下这种情况，我认为在投资管理、制作管理、创作管理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核心在于一些大机构、大型播出平台出现了对内容鉴别的失能，未来可能需要在机制上做出改变。对于创作人，补充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好好研究一下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被某些带有特定立场的表达忽悠，也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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