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几个基本事实

要讨论“两个不彻底”这一问题，必须基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可以稍微复盘一下二战结束前后的一些事情。

1945年7月中旬，中国居然丢掉了当时江西省的省会泰和县。此时距离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仅仅一个月，日本居然还能夺下中国的一个省会，成了轴心国集团在二战末期一个月唯一一次重大军事胜利。而这次失败，是当时中国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不断失败、退却的一个小小缩影。这是第一个基本事实。

豫湘桂会战的大溃败暴露了重庆当局在抗战中的软弱绥靖和不作为，暴露了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真实的综合国力和战斗意志，这也导致中国在盟国体系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进而导致了盟国在对战后世界体系建设、势力范围划分等问题进行讨论时对中国的蔑视，美苏英三国在《雅尔塔密约》中对大量本属于中国的利益进行了慕尼黑阴谋式的瓜分和交易，中国由此失去了外蒙古，失去了对南满铁路、中长铁路等关键交通线的控制权，大连和旅顺被迫“租借”给苏联，成为唯一一个法理领土战后小于战前的“战胜国”。这是第二个基本事实。

各国重要领袖于会议场就《波茨坦公告》相关内容议事（资料图/维基百科）

截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之时，胡焕庸线以东的大部分中国领土几乎尽数沦于敌手，这意味着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几乎所有工业、主要海岸线、绝大部分主要城市、主要交通枢纽几乎都在日军控制之下，东北、华北、华东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一枪不放即告沦陷。这是第三个基本事实。

14年抗战，中国的伤亡人口规模超过3500万人，而日本方面的伤亡人口按日本自己的统计口径大致在300万人左右，其中大部分并非在中国战场发生，而是在太平洋战场，两颗原子弹造成的直接伤亡甚至不到南京大屠杀死伤人数的一半，中日之间的伤亡比例极不对等。这是第四个基本事实。

二战结束后，四个批次共118名甲级战犯嫌疑提名中，只有28人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起诉，7人被处死，最大的头号战犯甚至未被提名，而是安居宫殿之中，享尽荣华富贵，终年88岁，成为岁数最大、活得最长的二战领导人。大部分甲级战犯不仅避开了审判，还经历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期，其中一些人在战后日本身居高位，乃至官拜首相。日本保住了大量依据《波茨坦公告》并不属于它的领土，例如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大东群岛等太平洋岛屿。日本在战后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清算，日本在台湾地区的影响力得以长期维持，乃至于深受其影响的岛内政治人物依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岛内政治局势。这是第五个基本事实。

整场战争前后，中国没有哪怕一兵一卒攻占过日本的尺壤寸土，也没有哪怕一枪一弹摧毁过日本片砖半瓦。仅从中日两国的角度来看，整场抗战几乎是中国一直在单方面被屠杀、攻击。占据主要军事和经济资源的重庆当局在抗战的绝大多数时期消极抗战，顽固反共，执行以军事防共为主、政治防共为辅的反动政策。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路抗日武装虽然一直在激烈抵抗并取得了相当成果，但由于实力所限，未能取得美国火焚东京、苏联夷平柏林式的胜利。这是第六个基本事实。

战后中国未能行使作为一个战胜国理应享有的对日权益，未能在日本派兵驻军，甚至未能从日本获取战争赔偿，仅有的一点补偿是美国将从日本拆卸的工业设备分出了一点点交付给国民党当局；日本在事实上没有因为对中国的入侵和屠杀而付出任何像样的代价。这是第七个基本事实。

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成了未竟之功，日本对华的失败也并不彻底，这造成了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并不认为自己输给了中国，他们认为自己只是输给了美国，而中国只不过是搭了美国的便车。他们在中国社会面前长期抱持着一种战争中的优势方的居高临下的态度，而中国社会由于以上原因，在谈及自己是二战战胜国时，底气多少是有那么点不足的。

此外，战后东亚的区域秩序完全由美国一手主导，美国界定并塑造了东亚地区的基本政治格局，日本更是成为了美国事实上的海外领，日本政府对美国联邦政府的服从程度，恐怕要高于美国很多州政府对联邦政府的服从程度。

拜登和岸田（资料图/NHK）

而这也导致，每当美国与中国在东亚地区产生地缘冲突时，日本总是充当美国的前沿阵地和急先锋；对于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构建对华包围网，日本总是积极配合，主动融入，为美军做铺垫、打下手、搞助攻，并且出面处理一些美国自身不便出面的问题。

甚至于在美国长期把持世界舆论主导权的环境下，关于日本在二战期间行为性质的评判问题，中国的声音长期以来是被忽视、被掩盖、被屏蔽的。由美国核打击日本引发的所谓“日本受害论”在国际层面大行其道，日本方面也借此卖乖摆好，极力宣扬自己也是二战的受害者，掩盖自己在战争中的累累罪行。而中国在南京大屠杀等相关问题上的声音，恐怕还没有同样遭受日本侵略殖民的韩国大。

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得以主导东亚的区域秩序，是与近代中国的衰落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中国的衰落造成的诸多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东亚的区域秩序主导权落于他人之手，中国实际上一百多年来都身处一个无法掌控且对自身不利的周边环境中，中国在东亚的政治活动往往必须支付比其他人更高的行动成本，却只能获得比其他人更小的行动自由。而导致中国陷入这种不利境地的原因，又与日本有着莫大关系，以台湾问题为例，台湾问题真正的起源实际上是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

上述历史塑造政治、政治反作用于历史的现实环境，成了中日两国间打不破的死结，它成了中国社会在对待涉日问题时长期保持应激和准动员状态的根本原因，日本的得便宜卖乖和对美国国际战略的积极配合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