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投资债务处理严格，不存在乱撒钱的情况

观察者网：中非合作的成就太多无需赘言，我们谈谈挑战。先说债务，2020年左右，一些非洲国家如赞比亚出现债务问题。有报道说，我们和IMF、世行等双边机构的债务重组谈判协议已经达成：我们减免重债国的债务，IMF给重债国再提供额外的贷款或者低息贷款，现在加纳已经是第一个受益的国家了，接下来赞比亚可能也要如法炮制了。这个报道的准确性如何？

我们现在国内也面临债务压力，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援助非洲或者投资非洲，如何能够提升财务的可持续性，减少风险？

唐晓阳：首先债务处理问题，加纳的对外债务中，中国的占比小于5%，所以中国在加纳的债务重组中并不需要做很多让步。所以我也没有听说，中国对加纳债务做出了减免或者重大让步。

第二，中国很少会减免债务，如果宣布免除债务，那只是中国针对对外贷款中特别的一种无息贷款，因为那本身是带有援助性质的贷款，是从国库拨的。

我记得，疫情期间，王毅外长曾宣布，中方将免除非洲17个国家，截至2021年底，共23笔对中国的无息贷款债务。这些贷款加起来金额也是非常小的。

中国对于减免债务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到了赞比亚债务重组的时候，确实中国和 IMF等多边机构在免债问题上产生很大的争论。

因为赞比亚对中国的债务占到了赞比亚外债的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三分之一是商业贷款包括债券，还有三分之一是多边银行和其他双边债权人的债务。

几年前赞比亚开始债务重组谈判时候，西方就曾要求中国对赞比亚的债务进行大幅度减免，但中国坚持说，赞比亚所欠中国的债务都是商业贷款，我们不能像援助贷款一样随意减免，因为我们都是有商业合同的。因此中国的进出口银行等债权人和相关方面进行长达两三年的讨论之后，2023年6月份，在巴黎，中国和法国——这两个双边债权人的共同主席国与赞比亚达成了债务重组的协议。

赞比亚街头排队投票的当地选民IC Photo

具体的条款没有完全公布，但是从目前已知情况来看，中国虽然减免了一些债务，但也非常少，可能只有10%左右，而大多数的债务还是按照中国以前的做法做了展期。疫情期间我们也曾经暂缓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偿付。因为我们相信这些国家依然有发展潜力，长期来看，依然会有向前发展的趋势。

经济有周期，在非洲国家经济下行周期时，我们不要雪上加霜，而是等他们经济处在上行周期的时候，比如铜矿价格上升经济回暖的时候，他们会有比较充裕的资金来偿还这些延期的贷款。

从赞比亚的例子就能够看到，中国对于金融可持续性，对外投资中我国利益的保护方面，原则性是很强的，也是非常重视的。

但问题是，商业贷款肯定也是有风险的。以前经济好的时候，我们给很多非洲国家几百亿的美元贷款都如期收回，而且在当地还产生了很好的效益。但是2018年—2019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2020年之后全球又面临新冠疫情，债务问题就暴露了。

在当时世界经济非常反常、波动非常大的情况下，非洲国家还借了很多市场上的商业债券，这些商业债券利率高，而且价格波动大，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非洲国家都是用美元记债的，在前几年美联储加息美元借贷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他们的还债负担非常重，结果就导致赞比亚、加纳、埃塞俄比亚等这些国家的债务违约。

原本大家担心，非洲的债务危机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非洲蔓延开来，但从2023年之后基本上稳住了，没有再进一步蔓延。

所以说中国大多数的贷款并没有被减免，也没有遭到大的损失。我们的确需要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但我们也不能由于这几个案例的违约全面否定我们对非借贷的做法。

因为我知道，像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还有我们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大银行，他们目前的银行放贷都是有非常严格的债务持续性要求，对于项目的效益也有很高的考核标准。当然由于我们可能在非洲市场经验不足，非洲国家经济波动比较大，情况比较多变，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失误，我们可以就事论事。对发生债务的损失，谁来承担责任，我们要给予相应奖惩。

但总体而言，在整个对非洲投资的大原则上，我们要能够理解现在的市场化合作模式，而且可以对其可持续性有信心。

作为开拓者，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

观察者网：另外一个挑战是人。我们的中非合作和“一带一路”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背后其实是靠成千上万个中国外派人员个体和家庭的努力在支撑着的，这方面我们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不够。

我们的外派人员有的像曹丰泽那样，讲国家情怀和理想抱负的；也有不少像“立志在国外攒够200万就退休的哇塞女孩”这样普通的年轻人；但也有一些驻非员工谈到的故事令人担忧，比如在阿尔及利亚，中国女翻译被强暴，也有广西女孩在刚果金得了疟疾客死他乡，等等。

您认为我们在外派员工的安全保障方面是不是还有提升的空间？

唐晓阳：非洲当地的环境是比较恶劣的，从安全上来讲，也还有很多政变、内战、恐怖主义或者社会治安事件。

由于设施的落后，医疗保健等一些基础的卫生设施也都比较欠缺，再加上可能水土不服，确实比较容易得病。我听说过因患病而死，或者因为各种犯罪事件突遭意外的确实时有发生。

然而，从保障角度来讲，我们的企业肯定应该尽可能地做好保障工作，中国企业在这里面也做了不少努力。这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的资金有多雄厚。有些大企业，外派员工多，就会建设中国员工基地来保障安全。

也有一些小型的企业，为了省钱，有的时候宿舍就建在比较偏僻不安全的地方。这样做有好有坏。

这让我想到，1960年代周总理跟非洲国家签友好互助条约时，其中有一条规定，要求中国的专家不享受特殊待遇，要跟当地的专家享受同样的待遇。

来自尼日利亚的留学生在中国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实习IC Photo

这一条正体现了中国跟非洲平等的观念，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企业会有各自的选择。但是，我们有很多对外援助项目也依然遵循这一条原则，比如对外援助的医生，农业示范中心的专家等等。如果你去他们的工作基地考察，会发现他们和当地的农民几乎是在田埂上同吃同住的。

就是这样一种平等的精神，把我们国家和非洲同甘共苦、平等互助的精神真实反映在了细微之处。

相比而言，欧美国家和企业更加强调员工的安保和待遇，他们的员工往往是住在五星级酒店里或大别墅里，而且给高管家庭还配备非常严格的安保措施。确实，他们在安全保障上面比我们的水平要高，生活也更舒适，但同时他们的代价是，价值观上与非洲人高低有别，也与非洲人形成了一种高高在上的“主仆关系”。同时，这也带来经营成本上的高企，这也就是欧美企业在非洲近十年里难以支撑下去的原因。因为中国企业能够用比他们低廉得多的成本做得更好。

所以，综合各种因素，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国家和企业，肯定是要尽量保护员工的生命安全。但另外一方面作为开拓者，我们也要有这样的意识，去非洲不是去享福的，而是去开拓事业的。非洲发展机会多，也就意味着风险也大。如果非洲像中国这样生活安逸，或者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环境条件，可能也就轮不到我们这一代人去非洲开辟新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