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唐晓阳】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全球化路径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年来，“一带一路”的开展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脱钩”等政治运动形成了鲜明而又意味深长的反差。“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合作迎难而上，方兴未艾，通过独具特色的实践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种“全球化”

要深入理解中国的全球化路径的意义，首先需要区分两种“全球化”概念。一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狭义的“全球化”：冷战结束后西方借着政治胜利和科技发展积极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一体化，托马斯·弗里德曼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生动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可随着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民粹主义、意识形态冲突等现象的抬头蔓延，媒体舆论的情绪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越来越多地讨论和宣扬“逆全球化”，乃至“反全球化”。

另一种“全球化”概念的历史则要久远得多，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开启。在资本追求增殖的驱动下，美洲大陆被欧洲占领开发，亚洲非洲的新商路被开辟，工业革命后形成大宗资源与商品的国际流动，以及按照各国比较优势构建了全球市场。资本长期获取利润需要生产力持续增长，而生产力增长的最有效途径是细化劳动分工，加强专业性规模化，并不断扩大市场流通。这一动力机制并没有因为西方国内的政治动向而发生根本变化，依然推动世界各国增进经贸合作。

例如2018年底《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生效，2022年初《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地区性协议如《非洲大陆自贸区》也在2021年初生效。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及三大“全球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与此长期“全球化”潮流相顺应，尤其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得到了普遍欢迎和响应。

2022年3月25日，首趟中欧班列“长江号”在湖北咸宁缓缓驶出，奔向万里之遥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事实上，冷战后狭义的“全球化”只是数百年来以资本增殖为驱动力的长期全球化进程的一个片段，其特点为西方所倡导的全球自由贸易。而近年来“一带一路”的开展及西方意欲与中国“脱钩”等动向，标志着长期全球化进程进入了以中国为关键元素的新阶段。在此阶段中，中国既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尤其是加强了发展中国家的互联互通；又是反对全球化力量的主要关注对象，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和意识形态攻击的目标。

世界体系的变局

全球化从西方为主导转向围绕着中国而展开，反映了这一持续几个世纪的进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近现代，资本增殖“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1】 

随着市场经济和工业生产的快速扩张，收入与权力不平等的矛盾与全球化始终形影相伴。资本从全球化带来的生产力显著增长中获取的丰厚利润导致收入和阶层两极化，也导致了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西方工业国家内部激烈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动荡。但此后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税收福利和社会保障政策普遍提高了国内劳工阶层的收入，缓解了国内矛盾，另一方面加大对殖民地和海外市场的掠夺，用国外的收入来维持发达工业国家国内的繁荣与超额收益。

利润掠夺并不一定用直接的武力强权，而越来越多通过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巨大收益差额。例如苹果手机前200家供应商里有50多家中国内地企业，但他们产品的价值仅占手机成本的5%，而苹果作为手机设计方，毛利润达38%。【2】其它发展中国家产品与发达国家产品的差异可能更大，生产数亿件衣服都无法与一架飞机的利润相比。

发达国家依靠对研发、品牌、金融等资本密集型领域的控制，取得超额利润和对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提供密集型劳力与自然资源，仅能在产业链底部获取少量增殖，在产业链上的不同地位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基础。

欠发达国家在独立后也依然是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依附与边缘，即使一些国家如日韩中东等国能取得显著的现代化进步，但在西方资本主导的体系中仍进入不了核心，而只是位于半边缘地位。【3】

在全球推进自由市场的本意是进一步扩展国际产业链分工，固化以西方资本为核心主体的等级制世界体系。然而，中国出人意料的快速崛起从根本上动摇了这数百年来似乎无往不利、坚不可摧的体系。

中国的突破主要源于其与以资本为核心动力的国际体系的双重关系：中国的发展既遵循市场和资本的内在规律，又打破了原本由西方国家垄断制定的体系规则，从而使人们看到世界体系新的可能性。与冷战时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以及前现代社会的小农自足经济不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积极拥抱市场，鼓励资本寻求利润，以此来带动生产力增长。但同时带有红色基因的中国政府又始终警惕资本带来的国内与国际不平等问题，及时消除预防阶层分化与固化的现象，以保证经济和社会整体更平稳持久的发展。

通过从全局出发的主动改造而非零散被动的接受资本规则，中国成功避免了发展中国家常见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更是一举扭转了长久以来国际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政治、安全、科技等领域，都对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统治地位构成了强劲的挑战。

中国全球化路径的内在本质

当中国在四十年市场改革历程中稳步接入全球产业链和经济体系时，西方国家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一独特路径所蕴含的力量与意义，而只将其视为世界资本体系新附加的边缘或半边缘地区。可中国的发展显著地改变了原有的利益分配机制，使西方国家沿用了几十年的社会收入调节机制失去平衡。

研究者指出，在1980-2016年期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长了417%，最高的10%增长了1316%，最高的1%增长了1920%，约为最低50%民众平均收入增速的4.6倍。同期美国与加拿大人均收入增长63%，但底层50%民众仅增长5%，前10%则增长了123%，而顶层1%增长了206%，是底层增速的41倍。欧洲国家的贫富分化没有如此严重，但其人均收入只增长了40%。【4】

中国崛起大幅减少了国际不平等。在1980-2016年期间，中国国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31%，其中最低的50%增长了417%

在上世纪末兴起的全球化热潮（即狭义全球化）中，中国崛起大幅减少了国际不平等，动摇了全球产业链原本固化的等级体系。但西方一些国家或忽视其国内不平等激增，任由贫富差距加大，或无力提振经济活力，反而归咎外国竞争，催生了民粹主义与相关的排斥全球化、敌视他国的意识形态。

中国作为体系变局的主要因素，自然成为民粹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攻击的重点目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统国际体系的主导者美国并非真正要反对全球化，而只是要建立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全球化。

从特朗普政府2018年挑起贸易战，试图与中国“脱钩”之后数年中，美国与全球各国的贸易还在增长，只是将许多原本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转从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国进口，因为这些国家更容易为美国所控制，能维持传统的等级制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