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周远方 编辑/吕栋】

2008年3月15日，知名英文杂志《经济学人》在封面上刊登了这样一幅图片：一群人骑着骆驼、举着中国国旗，正从沙漠中穿越而来，封面标题则是显眼的黑体英文——“The new colonialists（新殖民主义者）”。时值2008年“次贷危机”，这些不得不从非洲收缩撤退，又心有不甘的真正殖民者，只能对着后来的建设者“诅咒挖坑”。

图片来源：《经济学人》

10余年时间过去，中国早已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续多年对非洲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20%。

但是，西方媒体对中企在非洲的正面形象仍鲜有报道，反而是“债务危机”、“经济侵略”、“环境污染”、“低薪压榨工人”等负面炒作时常见诸报端。

这其中，除西方舆论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之外，非洲本地的营商环境、中企自身的经营策略、非洲的劳动力素质、政府监管标准等，是否也是中企在非洲经营频遭责难的主客观原因，值得探究。

带着这些问题，观察者网近日对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中方主任及驻会研究员唐晓阳进行专访，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政治哲学、中国与非洲和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

唐晓阳认为，非洲复杂的经营环境以及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能力缺失、法律法规漏洞以及工业化发展处在初级阶段等，是在非中国企业在环保、劳工待遇等领域不断遭遇指责的关键因素。

他还指出，央企、国企以及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私企，会更加关注长期的发展利益，也会更注重企业的整体形象。但对很多中小企业来说，短期利益更重要，没有精力去规划长期发展。出于“不干涉别国内政”的考虑，很多中国在非中小企业长期游离在中国政府的监管之外，这也成为这些企业在非洲野蛮生长、违法违规、损害中企集体形象的重要原因。

谈到如何遏制这些行为，唐晓阳表示，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地方商会、同乡会等民间自发组织网络进行行业自我监督和自律；其次，可以通过“绿色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工业园这样的政策扶持吸引模式，吸引中小企业进入国家视野，促使其接受更高的环保标准及其他标准监督。

以下是专访实录：

观察者网：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企业在非洲面临的政治、营商环境的复杂性。

唐晓阳：首先，非洲是一个大洲，有54个国家，情况非常复杂。在北非，主要是阿拉伯文明，自视为环地中海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南非因为多年殖民，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东非、西非的情况错综复杂；而中非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目前还处于战乱状态，政权不稳定。

即使是在同一个非洲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内部的情况往往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尼日利亚，南部和北部分属两大部族，北部由于有恐怖组织活跃，安全环境比较差。

观察者网：尼日利亚的情况是不是比较典型，我们是否能够通过这个国家的例子分析一下？

唐晓阳：尼日利亚主要有三大部族，西南部的尤鲁巴（Yoruba）、东部的依波（Igbo）、北部的豪萨（Hausa），中间可能还有许许多多更小的民族和部族，当然，这些民族和部族是如何划分的，本身也是一个西方带来的问题，这先撇开不谈，当年的英国殖民者就把尼日利亚的这三个部族划在一起，成为一个国家，再加上北部豪萨族主要信伊斯兰教，南部信基督教的人比较多，所以尼日利亚从民族凝聚力、国家认同感、政治法律的一致性来说，都有很大的问题。尼日利亚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尚且如此，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想而知。

观察者网：西方民主政治对这些国家的政策连续性是不是也有影响？

唐晓阳：尼日利亚名义上由联邦政府管辖，但是每个州的州政府，州以下还有一些地方王和酋长、家族势力，都会通过宗教、习俗对社会施加一定影响力。从国家政治上来说，执政党经常在南部和北部之间轮换和平衡。

所以总的来说，这些情况造成中国企业在非洲面对的市场环境非常多变和碎片化。

观察者网：非洲国家的大城市跟农村之间是否也有巨大的鸿沟，比如英语、法语等西方语言只在大城市使用？

唐晓阳：是的，这些前殖民者的语言只作为官方语言，在非洲的很多国家，即使在大城市的民间、居民家里都很少使用，到农村地区基本上是无法交流的。

这当然跟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也有关，农村没有学校来教这些语言，大多还使用当地的部落土话。据统计，非洲6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其农村地区远比中国的农村更加地广人稀，交通、电力、通信设施非常落后，很多地方没有地址，也就不可能有电商，再比如，即使有些地方的人买了手机，充电可能也需要走到20多公里外的镇上。这些都需要国家力量进行统一规划，但是非洲很多国家即使在城市中也有很多贫民窟这样的管理死角，所以对非洲来讲，地方行政能力确实需要提升。

观察者网：在复杂的环境下，“走出去”在非洲投资的中企是否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唐晓阳：总体上，中国企业在非洲贸易投资增长非常快。从2009年起，中国就是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现在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比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对非贸易额加起来还要多。

在投资方面，中国的对非投资总额目前还不是第一，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很多年来在能源、资源开采方面的投资存量很多，中国的投资牵涉的面更广，有制造业、基础设施，也有电信业、农业和服务业。欧美投资往往集中在南非、埃及、摩洛哥等少数相对发达的国家，而中国的投资在地域上遍及非洲54个国家。从整个非洲国家人民的直接感受来说，中国企业和中国货在过去20年里极大影响了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工业化的潮流。

观察者网：这方面能不能举一些例子？比如蒙内铁路或者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

唐晓阳：蒙内铁路是一个例子，我们之前也可以看到一些纪录片，中国企业对当地工程师的人才队伍有一个传帮带，同时这样一条铁路在当地运营以后，沿铁路线会有一些工业带帮助当地发展等等。

但蒙内铁路这个项目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它也受到很多争议，比如培训方面，到目前为止，当地员工还不能完全接手铁路运营，蒙内铁路对当地工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还不明显，因为整个肯尼亚的制造业基础薄弱，电价和人力成本较高，发展制造工业的土壤比较贫瘠。

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在2015年-2016年发展较好，这主要跟当时政府的政策扶持和重视有关，但埃塞俄比亚目前也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亚吉铁路其实还没有蒙内铁路运转得好，在2017年以后，政治上不断动荡，甚至到现在已经有内战苗头，所以目前整个埃塞的投资和工业发展陷入了相对停滞的阶段。

在尼日利亚，中国的莱基（Lekki FTZ）和奥贡（Ogun Guangdong FTZ）工业园区，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给当地带来一定的工业投入。

总的来说，中国与当地合作建设工业园区的模式确实推动了当地的工业化的发展，这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例子去佐证，但是每一个例子在成功的同时，肯定也伴随着一定的挫折和挑战，目前找不出完全成功的例子。

东非铁路网示意图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的几个工业园区，它们是通过什么模式建设起来的？是政府牵头企业合作吗？

唐晓阳：只有埃及的项目是完全由两国政府主导的，其他国家的项目大多由企业牵头，比如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先由江苏的一家企业开始投资发展，几年后，中标中国商务部的海外园区投标，随后又引起埃塞工业部的重视，所以，反而是企业经营行为引起了两国政府的重视和合作，在政府重视以后，工业园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加快。

在尼日利亚，同样也是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合作后，通过招标成为中国商务部认可的海外合作园区，得到政策扶持，在毛里求斯和赞比亚也是这种模式，当然这几个项目是国企主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