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凤馨：这边请教一下信强老师。因为气候变化，现在全世界发生灾害的地方真的非常多，包括地震、台风、水灾、野火和干旱等等。比如现在拉美正在经历非常严重的干旱，已经有多个国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也说明，现在灾害可能发生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

青藏高原因为地形特殊，本身就是一个相对脆弱的地区。这次灾害又发生在边境地区，而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中国大陆实际上很难直接在那里设置预警系统。当然，未来中尼之间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也会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

但是，当这样的灾害发生时，它所凸显出的绿色治理问题究竟是什么？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灾害，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强应对？另外，又该如何防止这种政治化的解读反过来破坏国际社会的集体合作，从而影响各方共同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信强：中国有句老话，叫“天灾无情人有情”。中国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最大、最急迫的任务，正如刚才湘龙兄讲的，首先就是救人、抢险、救灾，而不是去做什么政治秀，更不是在媒体上发几张照片、弄几个视频去博取流量。

当然，在西方，一些记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些缺乏职业操守的记者，包括一些政客——往往会把一场自然灾害当成政治表演甚至争取选票的机会，而不是首先考虑如何救人、如何救灾。

我觉得，这背后体现的可能也是政府责任和公共道德观念上的一种差异。比如澳大利亚发生山火的时候，总理照样可以去度假。美国迈阿密发生大楼坍塌事故时，消防员比吃完饭散步的老人看上去都要悠闲。这些情况在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救援人员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发生局部坍塌的住宅楼废墟上搜救。 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县消防局供图

刚才讲到这里，我也回应一下湘龙兄刚才说的。

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在灾区现场，你想通过电话去联系一线的消防员、武警官兵或者解放军官兵，他们第一件事肯定是想着：怎么救人？通信基站如何尽快恢复？有限的通信通道如何优先用于抢险救灾，而不是拿来接听外媒的采访电话？这两件事情孰轻孰重、哪个先、哪个后，其实稍微有一点基本判断力，都不难得出结论。

至于BBC这样的报道，说实在的，这也是老毛病了。我们本来也没有指望它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表现出多么高尚的职业操守或者道德水平。但我觉得，这确实反映了部分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时长期存在的一种所谓“阴间滤镜”。看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再好的事情，也要想办法挖出所谓的“阴暗面”；中国取得再大的成就，也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否则，好像就显示不出它有多么专业、多么所谓的“理性、客观、公正”。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能够拿着同样的精神去审视自己的政府，或者审视自己国家的抢险救灾工作，不知道最后又能够写出什么样的报道来。

另外，刚才陈老师提到全球气候变化。这次我也看到很多气候专家和地质专家作出分析，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出现冰岩崩，并进一步引发了大规模泥石流。

西藏我是去过的。这次发生灾害的地方离珠穆朗玛峰并不远，又位于口岸附近。那个地方真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迹罕至”，而是平常本来就几乎没有人迹。刚才湘龙兄讲这一点，我觉得完全正确。另外，那里本身就是高海拔地区。在这样的地方，无论进行抢险救灾，还是布设预警、监测设备，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参与抢险救灾的人员一边赶路一边讲话，都已经喘得非常厉害。在高海拔地区，一场看似普通的感冒或者受寒，都有可能进一步引发严重的身体问题，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很多时候，一些人真的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们根本不知道西藏、喜马拉雅山地区如此艰难的地质条件和生存环境，对人类究竟意味着怎样的挑战。

我们说，要在绵延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实现全面布控、监测和预警，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非常困难。

这些年来，中国其实一直在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地区开展冰川编目工作，持续监测、观察冰川消融，以及它可能产生的影响。但讲句实在话，百密也必有一疏。没有任何人能够准确预测哪一块冰川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发生崩塌，以及它随后究竟会引发什么样的次生灾害。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

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最早是美国和欧洲大力推动进入国际议程的。当然，我们也认同，气候变化确实构成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中国这些年来也一直在积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但我们看到，这些年欧洲和美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尤其是美国。

奥巴马时期，美国高度重视气候问题；特朗普第一次上台以后，则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伪命题、是一场骗局。拜登上台以后又试图恢复相关政策，做了一些努力。但是到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又回到了他那句非常有名的话——“Drill, baby, drill”，也就是继续扩大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开采。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化石能源开发的限制已经明显放宽。事实上，欧洲现在也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回头”。

如果做一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没有一味去喊宏大的口号，而是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情。比如毛乌素沙地的生态治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再比如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已经通过林带、草带等方式实现了沙漠边缘阻沙防护带的全面锁边，这可以说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生态治理工程。

再看新能源汽车。三天前我刚从欧洲回来，去了奥地利、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那里，大街上绝大多数还是燃油车，电动车并不多。有时候你站在汽车后面，都能够明显闻到尾气的味道。这种体验在今天的上海已经越来越少了，因为上海的新能源汽车普及率已经非常高，在中国其他很多地方也是如此。我这一路在欧洲走了不少地方，也没有看到多少充电桩，更不要说有多少电动车了。

所以，中国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情，而不是为了博流量、制造噱头，或者喊一些空洞的口号。

如果未来欧洲、美国、中国，以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真正能够从人类未来的角度出发，放下成见，放下地缘政治竞争的滤镜，一起携手做一些事情，尽可能降低类似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我觉得这对于全人类来说都会是一件好事。

陈凤馨：气候变化这件事情，我觉得到了今天，要让地球完全停止继续发生变化，恐怕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做更多事情，包括发展绿色能源等等。中国大陆最近几年在新能源领域做得非常好。欧洲现在之所以出现某种程度的“倒车”，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方向发展，它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对欧洲来说，这已经不再只是一个产业或者环保问题，也掺杂了政治上的考虑。

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放在一边。我反而觉得，现在人类真正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是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之后的这个“新地球”。每一次遭遇灾害之后，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教训，如何应对下一场灾害，如何尽可能降低灾害造成的影响，或者提前进行监测和预警，这些都越来越重要。

而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媒体扮演的角色尤其重要。所以我会有很深的感慨：如果媒体在这种时候扮演的不是一个正确的角色，反而成为制造误解、制造对立的一方，那么对于全人类共同应对灾害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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