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中国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从来不会去指涉美国的墨西哥湾？美国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第四舰队，在墨西哥湾这样的区域长期行使自己的影响力。甚至特朗普上台之后，还直接推动将“墨西哥湾”的名称改为“美国湾”。现在你在谷歌搜索墨西哥湾，旁边甚至需要加注“美国湾”。对于自己家门口如此广阔的海洋空间，美国所行使的霸权，已经持续了100多年，甚至接近200年的时间。

那么，今天中国和菲律宾围绕菲律宾所称的仁爱礁、黄岩岛等问题产生争议。菲律宾为什么能够在国际舆论场上获得一定优势？因为菲律宾毕竟是英语国家，也是美国过去的殖民地。它使用英语，就像印度一样，在面对西方媒体、西方社会、西方舆论机构以及西方政治人物时，天然拥有沟通上的优势。

语言实际上是国际舆论中形成拉帮结派的重要因素。当语言相通的时候，菲律宾在寻求西方认同、表达自身诉求时，当然比中国更容易获得传播优势。这和一个国家国力大小还不一定是最相关的。

今天菲律宾向美国“哭诉”、进行“卖惨”，美国当然会有所回应。因为菲律宾曾经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先后经历了西班牙300多年的殖民统治，以及美国半个世纪左右的殖民影响。因此，菲律宾这个国家的发展形态和社会特质，我认为实际上是一个高度亚洲化的拉丁美洲国家，也可以称之为“拉丁亚洲”。

它在很多方面呈现出非常强的拉丁化特征，与中南美洲国家甚至没什么差别。中南美洲同样经历了西班牙数百年的殖民，以及美国长期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因此，菲律宾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国家特征，与中南美洲国家存在相似性。

但是，美国今天不断介入南海岛礁主权争议，不断对相关问题发表意见，本质上还是因为南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腹地之一。这个战略腹地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海洋空间本身，也体现在航天发射、航空母舰基地、核潜艇基地等多个战略领域。因此，美国对南海问题持续关注，背后反映的是其对中国战略空间的关注。

美国当然希望在南海地区，以其所谓“规则”以及“自由航行”的名义，继续保留进入和介入的空间。它非常担心，如果中国和东盟国家真正达成南海行为准则，而这一准则中又明确强调排除域外国家，限制域外国家在南海地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或者进行各种具有挑衅性质的行动，那么美国在南海的活动空间就会受到很大限制。

如果这一机制真正建立起来，东盟对于南海问题的政治立场也会更加明确。因此，美国才会持续关注并介入南海议题。

但是，对于所谓岛屿问题，我最近一直在提醒大家一个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包括菲律宾在内，也包括那些跟随菲律宾、跟随美国声援所谓南海仲裁案十周年的国家，去反过来思考这个问题？

这次参与相关行动的国家中，除了菲律宾、日本、美国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其实与南海没有直接关系。甚至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也要插一手、签个字、刷一下存在感。对于这些事情，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在意。真正需要做的是，把问题放到更高的国际框架和国际政治史中去看。

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美国在地球上到底拥有多少岛屿？

我们读地理都知道，世界上最大的群岛国是印度尼西亚，大约拥有1.6万多个岛屿；第二大群岛国是菲律宾，大约有七八千个岛屿。但实际上，如果把美国本土两大海岸线附近的岛屿，以及美国所拥有的各种岛屿和属地计算在内，美国拥有大量岛屿资源，能够叫得出名字的岛屿数量甚至超过1.8万个。

当然，美国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两洋国家”。但实际上，它不仅横跨两洋，还在三大洋、五大洲拥有大量海外岛屿和属地。你到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所谓“美属×××岛”。例如太平洋地区的关岛、大西洋地区的波多黎各，以及印度洋地区的迪戈加西亚基地。更不用说那些通过租借、控制等方式获得使用权的海外军事据点。

那么，美国这些岛屿和属地是怎么来的？无非就是依靠长期以来的军事力量、殖民扩张以及历史占领形成的。但很少有人去质疑：为什么美国可以在距离中国海岸线并不遥远的地方拥有大量岛屿，并且在这些岛屿上不断建设军事设施、部署战略力量？

不要说关岛，很多人觉得关岛距离中国3000多公里已经很远。但是再看关岛周边的天宁岛，以及一些名义上独立、实际上与美国保持高度联系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帕劳。表面上它们拥有独立主权，但在安全、军事等领域与美国存在紧密联系。很多中国游客喜欢去帕劳旅游，看到的是那里美丽的海岸线和自然风光，但它背后的政治地位和战略关系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美国拥有如此众多的岛屿和海外基地，却很少有人站出来质问：美国凭什么拥有这么多岛屿？凭什么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拥有大量“美属×××”的属地，并且如此自然地在这些地方部署军事力量？

反过来看中国，在自己的近海范围内，与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国家存在一些历史和现实争议，本质上是邻国之间的问题。大家距离很近，出现一定程度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并不罕见。可是，美国为什么要介入？关你美国什么事？

美国今天只不过是长期处于一种被默认的位置，很少有人反过来提出质疑，所以它的话越说越顺。但我认为，中国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不能总是被动接受别人指责，而应该把问题放到更大的历史和国际政治框架中，反问一句：你有没有认真照照镜子？

美国长期不照镜子，所以它甚至忘记了自己到底是什么。

翟翾：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今天在这里不断指指点点，那你首先应该把自己的这些岛屿问题讲清楚、说明白，再来讨论别人。

接下来我们请教高老师。最近在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我们也看到王毅外长和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会面，而且这一次双方释放出了一些比较积极、缓和的信号。双方提到，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重要共识，包括坚持互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同时，双方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全球南方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

那么高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印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周期？或者说，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中印关系改善的新起点？请您分析一下。

高志凯：中印关系非常重要。两国各自拥有14亿人口，都属于发展中国家，也都属于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另外一方面，中印之间确实存在持续了几十年、尚未解决的领土纠纷。

但是，请允许我强调一点：中印之间的领土纠纷，不能被认为是两国关系的全部问题，它只是中印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和印度都应该展现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尝试先搁置争议，在管控分歧的基础上，推动中印之间更加友好、更加建设性的关系。

当然，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应该怎么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可能知道，1978年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规模几乎是平起平坐，接近1:1。有一年，印度的经济规模甚至还超过中国，人均收入也高于中国。

但是到今天，一个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于五个印度。回顾过去48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印度当然也取得了发展，但中国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印度。无论是在制造业、科学技术、体育，还是人民整体健康水平等多个方面，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于印度。

所以，印度实际上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印度和中国经济规模几乎处于同一水平，如今却变成了印度经济规模只有中国五分之一的局面？我认为，印度越早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对自身发展越有利。

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愿意与印度发展友好、建设性、互惠互利的关系。但关键在于，印度自身也需要改善发展环境。比如，印度的经商环境实在太差了，在国际合作过程中，有时候不是积极学习外国的发展经验、吸收真正有价值的能力，而是设置过多限制，让合作方陷入困境，甚至产生“设一个圈套，让别人掉进去”的感觉。

因此，我认为，中印双方都有发展合作关系的意愿，但现实中的合作潜力仍然受到一些因素限制，因为印度目前还不完全具备推动更深层次合作所需要的一些条件。

另一方面，中国愿意改善与印度的关系，但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尤其是涉及我们所说的9万多平方公里藏南地区的领土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将是未来中印关系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翟翾：所以从目前来看，印度方面似乎也释放出了一些相对友善的信号。在当前整体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通过此次与王毅外长的会面，也让外界看到，印度可能希望调整对华关系，避免进一步强化边境地区的紧张局势。唐老师怎么看？中印关系下一步如何走？

唐湘龙：刚刚高教授讲的内容非常重要。1992年、1993年之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在人类历史上都难以想象的阶段。一个拥有14亿人口规模的国家，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以一种“拔腿狂奔”的方式不断向前发展。

今天回头来看，当年中国和印度其实几乎处在同一个起点：人口规模接近1:1，土地面积大约3:1，当时两国人均GDP水平也相差不大，甚至接近1:1。但是到了今天，两国经济规模已经拉开了巨大差距，大约达到5:1。这个差距摆在台面上，30年前的中印关系和今天的中印关系，已经完全不同。

印度过去甚至连一条像样的高速公路都没有，现在虽然有所发展，但仍然只能勉强建设一些基础设施。而直到今天，印度依然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投入运营的高铁。这种发展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恰恰因为这种差距越来越大，也导致了印度对中国更加深层次的焦虑。

这种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藏南问题。我们平常能够看到的关于藏南地区的新闻并不多，但偶尔会出现当地一些藏胞表达诉求的消息。现在你经常可以看到，他们表达的诉求是“我是中国人，我要回中国”。

这和几十年前印度经常利用西藏问题来牵制中国、包庇达赖喇嘛以及一些流亡藏人，是完全不同的情况。换句话说，因为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距已经被拉开，生活在印度一侧的人看到，中国西藏地区的同胞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自己所在地区的发展相对滞后，这种反差会形成一种非常直接的感受。

藏南地区的这些居民，与中国西藏地区在文化、语言、宗教等方面存在相近性。因此，随着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藏南问题未来对印度来说一定会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

2024年新德里城市一角纽约时报

第二个方面，就是去年印巴空战带来的冲击。去年这场冲突对印度的影响非常大。自1962年之后，印度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塑造自己作为印度洋地区大国、重要国际力量的形象。长期以来，它在周边地区保持较强影响力，包括对孟加拉、缅甸、巴基斯坦等国家采取强势姿态，甚至曾经直接吞并锡金。

但去年印度给巴基斯坦修理了之后，让它重新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局限。坦白讲，印度非常清楚，它面对的不仅仅是巴基斯坦，而是背后中国因素带来的影响。1962年，印度曾经在与中国的冲突中遭遇失败；而去年，它又感受到一次来自中国影响力的间接冲击。

印度当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包装这些冲突事件，但是国际社会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去年5月7日之后，印度实际上进入了一段“奇幻漂流”。所谓“奇幻漂流”，就是印度对自己的地缘政治地位产生了深度的怀疑。

如果继续走传统路线，它发现自身处境越来越困难。现在美国把“印太司令部”里的“印度”都去掉了，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既然印度在这个战略框架里并没有发挥预期作用，那又何必继续把印度挂在这个名称里面呢？对印度而言，这多少带有一种被轻视、被羞辱的意味。

同样，在中东地区也出现类似变化。过去美国、以色列推动一些机制时，印度曾经是重要参与对象，但现在随着地区格局变化，很多安排已经不再突出印度的位置。与此同时，当沙特面临安全问题时，它选择与巴基斯坦加强军事合作，那么印度在哪里？印度的影响力显然受到挑战。

所以，去年那场印巴冲突，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几架战机、几场空战的问题。它真正影响的是印度对自身实力和国际定位的判断。印度意识到，如果冲突继续升级，自己可能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未来印度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因为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期待正在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印度在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负面声音也在增加。比如印度移民在部分西方国家引发的一些社会讨论，这些现象虽然并不是主流，但也反映出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正在变得更加复杂。

在某种程度上，印度正在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众人嫌”的角色。

翟翾：那我们继续请教唐老师。刚刚提到，中印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迹象。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次中国—东盟外长会期间，王毅外长确实与印度外长苏杰生进行了会面，可是并没有与日方代表进行会晤。

但是，日本方面为什么会出现另一套叙事？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向记者表示，在马尼拉期间，他曾经与王毅外长互致问候，并且讨论了中日关系。

但到了7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明确回应，表示可以非常清楚地说明，此次马尼拉期间，王毅外长与日方并没有会见安排，也没有任何简短交流。也就是说，中方直接否认了日方所对外释放的这一说法。

那么，唐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一情况？日本为什么要对外释放这样的讯号？而王毅外长没有与日方会面，这背后又释放出了怎样的外交讯号？

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左二）、韩国外长赵显（左）和中国副外长华春莹（右）以及东盟各国外长出席东盟加三外长会议欧新社

唐湘龙：日本当然是另外一个故事。日本长期以来与印度保持较密切的互动，实际上一直试图通过拉拢印度的方式来制衡中国。日本过去的一种思维逻辑是：只要是曾经与中国发生过矛盾、关系不好的国家，就可以成为日本拉拢的对象。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在印度半岛拉拢印度，在中南半岛拉拢越南。这种思维其实带有很强的情感惯性：你曾经和中国发生过冲突，那我们就可以发展关系，因为我们拥有所谓“共同的对手”。

但问题是，并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和中国关系不好，就可以“捡到篮子里都是菜”。国际关系不是这么简单。

你看现在的茂木敏充，他不断在中国周边活动，与印度、菲律宾，甚至台湾地区保持互动，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日本近年来总是在中国周边这些与中国存在矛盾的陆邻国、海邻国之间不断穿梭？

归根到底，日本外交思维中最核心的对象就是中国。它所有这些行动，本质上都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当然，不只是茂木敏充，换成任何一位日本外相，恐怕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曾经对他人造成过严重伤害的群体，当看到曾经的受害者不断成长、变得强大时，内心往往会产生复杂情绪。

就像一个曾经强大的人逐渐衰弱，而过去被自己欺负的对象却越来越强大，这种心理压力是非常明显的。今天日本面对中国崛起时，其实存在类似的心态：既有羡慕，也有嫉妒，同时又有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我认为茂木敏充这一次关于会面的说法，是一个非常基本、甚至有些幼稚的外交错误。

我不敢说王毅外长和茂木敏充在马尼拉期间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毕竟王毅外长中文、英文、日文都很好，双方偶然交流几句话并不是不可能。但是，如果不是经过正式安排的外交会谈，比如双方坐在正式会谈桌前，有翻译、有记录、有摄影、有官方新闻稿，那么就不应该对外宣布“双方举行会谈”。

这是基本的外交礼仪。因为不这样做不仅会给对方造成困扰，也会让对方认为你把普通交流包装成正式外交成果，这在外交上是不合适的。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茂木敏充面临的压力。今天日本国内，特别是在高市政权背景下，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已经陷入一定困境。

我过去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高市内阁实际上已经错过了修补中日关系的重要时间窗口。为什么？因为从每年7月7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开始，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国社会都会经历一系列与日本侵略历史相关的纪念节点。

在这样持续不断的历史记忆强化过程中，中日之间想要进行关系缓和和政治互信建设，难度会不断增加。

茂木敏充有他的外交压力。尤其是在当前环境下，美国未必真正重视日本，中国也不会轻易给予日本特殊位置。那么未来，如果到了APEC会议时期，中美俄等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参与其中，日本又处在什么位置？

APEC本来就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机制，日本也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如果日本在这样的重要多边场合逐渐被边缘化，那么它在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困境会更加明显。

所以，从茂木敏充这一次试图借助与中国相关的话题提升存在感的做法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他个人的外交压力，也看到了日本整体在地区格局变化中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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