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3年内塔尼亚胡初次担任财长时，曾有不少预测指出，他可能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具有影响力的财长，毕竟前人留下的经济危机实在过于沉重。但在2020年疫情暴发前，以色列诸多宏观经济指标璀璨亮眼，经济稳定增长、失业率维持低位、债务占GDP比率不高、收支相对平衡，以上种种自然是内塔尼亚胡最好的竞选宣传。

如前所述，1996年的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史上最年轻总理，现在则是该国任期最长总理，许多以色列人已无法想象没有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活；即便他贪腐丑闻缠身，也无意推进巴以和平进程，但放眼当今以色列政坛，确实没有比内塔尼亚胡更有政绩、魅力与经验的政治精英。

因此，在多数以色列选民眼中，此次大选基本上就与前四次基调相同：是支持内塔尼亚胡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斗争，而非内塔尼亚胡对决某位政治精英。

以色列社会已经右转

除了经济成绩外，多数以色列选民并不反感内塔尼亚胡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甚至还有部分选民因此更加支持。

此次组建新政府，内塔尼亚胡便让极端民族主义者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担任要职，二人将分掌国家安全和约旦河西岸规划，预料将会加强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

2023年1月3日，本-格维尔忽然进入东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大院，便被视作是对巴勒斯坦的严重挑衅。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访问照片

从现实视角来看，执政十余年来，内塔尼亚胡确实手染巴勒斯坦人的鲜血，但冲突的频繁发生、民众对暴力的集体默许，暴露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越理越乱，以及该国社会已然右转的冷酷事实。

从1967年6月占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起，以色列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管理和遏制巴勒斯坦人口、压制其政治主张、阻止巴勒斯坦人支持抵抗活动，贯彻占领与统治。方法上，除了进行军事干预、强拆村落、法律歧视、犹太化政策和逮捕外，还包括两种更有技巧的维稳手段：一是以各种福利、机会安抚人心，二是依靠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代表以色列“维持秩序”。

首先，以色列改善了部分巴勒斯坦人的生活条件，希望能争取其支持以色列统治。例如在1967年实施占领后，以色列便开始向巴勒斯坦部分民企发放营业许可证、向加沙的巴勒斯坦投资者提供低息贷款、将巴勒斯坦劳动力纳入以色列经济等。

此后尽管巴以冲突反复发生，以色列仍未全然停止经济维稳。2022年，以色列便为在以工作的西岸巴勒斯坦人发放了20000张新许可证，并放宽获得许可证的相关条件，更为加沙地带提供经济援助。

以色列的逻辑是，经济红利能提高巴勒斯坦人反对占领的成本，而只要巴勒斯坦人越发追求“个人繁荣”，以色列的占领便能日趋正常化。

第二，以色列仰仗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实施间接统治。1994年起，作为奥斯陆协议的一部分，PA正式成立，成了巴勒斯坦人生活的主要管理者，看似与以色列当局针锋相对，其实减轻了以色列的统治压力，并间接成为以方的安全外包单位，确保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不再起事。

但从结果来看，不仅经济维稳没能全然成功，PA也逐渐失去了维稳作用。自 1967年以色列遂行占领以来，巴勒斯坦发动了无数次武装反抗，包括1987年的第一次大起义、2000年的第二次大起义，以及最近的2018年-2019年加沙边境示威、2021年5月的巴勒斯坦统一起义等，地点更是遍布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社区。

巴勒斯坦人的愤怒不难理解。以色列虽提供了许可证和其他经济红利，但这些小恩小惠无法完全弥补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其依旧面临以色列的无情暴力，包括夜袭、土地掠夺、被迫流离失所、经济边缘化、不断上升的定居者暴力、侵入性监视、大规模逮捕、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扩张、法外处决等，更不要提过去15年内，以色列发动了5次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

2022年7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左）五年多来首次公开会见其政治对手哈马斯的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右）；中间为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图自法新社

此外PA源于奥斯陆协议，依照原本规划，将从组织逐步转型成为主权国家，但由于和平进程名存实亡，因此PA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其从2005年以来便从未举行总统大选、从2006年以后便不曾举行议会选举，有不少民众认为PA是趁着僵局遂行威权统治，将自己的荣华富贵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苦难上。

根据巴勒斯坦政策与调查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于2022年6月公布的民调，有超过75%的巴勒斯坦人希望总统阿巴斯辞职，59%的人认为PA是巴勒斯坦人的负担，几乎一半的人支持解散PA。此外PA的不得民心在近期的武装对抗中尤为明显，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一来无力管控巴勒斯坦人发起各式袭击，二来派出安全部队抓捕武装份子后，往往会面临巴勒斯坦青年的集体愤怒。

简言之，以色列的维稳政策没有达到目的。这一现象并没有促使以色列政府自我反省，反是让以色列民众感到不耐烦，认为政府已竭尽所能安抚巴勒斯坦人，后者却永不知足、频繁发动暴力袭击，显然是要用以色列平民做人质，施行更多政治勒索。

如此不满日积月累，推动了社会立场的集体右转，以色列民意开始期待大刀阔斧、不与武装份子啰嗦的强硬领导人，而内塔尼亚胡显然符合这一期待，这也是其上演“三进宫”的关键之一。

综观近年议会大选结果，以色列的右翼、宗教政党声势渐强，左翼政党则日渐势弱，以2022年11月大选为例，创立于1992年、主张巴以和平共处的梅雷兹党（Meretz），过去曾有12席的辉煌纪录，此次却首度没能突破政党得票率门坎，最终连一席都没有。

从目前氛围看，内塔尼亚胡对巴政策已经可以预期，他当然不会停下经济安抚的举措，也将继续仰仗PA的维稳作用，但将有极大可能加大对巴勒斯坦的压迫，包括鼓励扩张定居点、针对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出台更多种族歧视法案、提高镇压力道、推动对约旦河西岸的实质兼并等。

当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极右分子，但经历对“和平进程”路线的漫长失望，他们早就在用选票支持内塔尼亚胡时，表达了集体要求：面对巴勒斯坦议题，我们没有心情、也没有动机妥协。比起犹豫是否压迫巴勒斯坦，主流民意或许更介意宗教团体会否在选后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政府又会否出台更多宗教限制等。

笔者认为，在可见未来，定居点恐将持续增加，西岸的土地恐将走向缓慢兼并，巴以冲突则可能进入新阶段：各方不再假装进行实现两国方案的徒劳尝试，世界即将面对的，也不再是辩论巴以适合哪种外交解决方案，而是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利面临直接威胁、且迫在眉睫。

尽管国际社会可能目睹这一现象未必会出手干预，毕竟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多年，各国向来只能喊话“回到和平进程”、或至多出声谴责，而不会像眼下围剿俄罗斯般制裁齐出。

平心而论，若目睹内塔尼亚胡加速并吞后，国际社会依旧维持坚守和平进程的无效立场、想方设法无视以色列的种族歧视，则在以色列右转民意“触底”前，巴勒斯坦人的处境都不容乐观。当然巴方武装团体可能发动更多袭击，但结果大概率是加剧以色列的反感民意、强化内塔尼亚胡的执政基础，而非促使以色列改弦更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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