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孙迦陵】

2022年12月29日，以色列候任总理内塔尼亚胡率领新一届政府宣誓就职，这是其下台一年半后的再度回归，也是内塔尼亚胡个人的第六个总理任期；其所带领的新政府，则被称作以色列建国以来“最右”组合，让巴以共处的未来蒙上了血色阴影。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职后首次召开内阁会议。图源：视觉中国

回顾内塔尼亚胡此次回归，还要从2021年的6月13日说起。彼时内塔尼亚胡率领的利库德集团（Likud）虽在选举中取得第一高票，却没能成功组阁。反内塔尼亚胡阵营经历了长时间的努力，终于得偿所望，由统一右翼联盟（Yamina）领导人贝内特、拥有未来党（Yesh Atid）主席拉皮德共组八党联合政府，并在通过议会的信任投票后，由贝内特宣誓就任以色列第13任总理，内塔尼亚胡长达12年又55天的第二次执政就此终结。

然而这八党联合政府的光谱驳杂，包含了两个左翼政党、三个右翼政党、两个中间路线，甚至还首次吸纳阿拉伯政党入阁。可想而知，“反内塔尼亚胡”是其仅有的最大共识。联合政府基本上在组成的同时，便已经开始了瓦解的倒数计时。

果不其然，2022年4月6日一名议员退出执政联盟后，贝内特政府丧失了在议会120席中过半61席的执政优势。随后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法案争议，更是引发执政联盟内部的左右分裂，导致议会彻底陷入僵局。

贝内特只好在6月20日提案解散议会，法案于29日三读通过，贝内特正式宣布辞职且不寻求连任，与其共组执政联盟的拉皮德则继任看守总理，力求在11月1日的新大选中鲤跃龙门。

当地时间2022年9月18日，耶路撒冷，在每周内阁会议上，以色列总理亚伊尔·拉皮德(右)与前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交谈。图源：视觉中国

然而11月大选结果出炉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及其同盟阵线取得64席多数，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乃于11日宣布，将正式授权内塔尼亚胡组建新政府。

与2021年不同，内塔尼亚胡此次成功整合右翼光谱，并于12月21日宣布组阁完毕。执政联盟除有其自身领导的利库德集团，还包括沙斯党（Shas）、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Religious Zionist Party）、圣经犹太教联盟（United Torah Judaism）、犹太力量党（Otzma Yehudit）、诺亚姆党（Noam），拉皮德的梦想至此宣告破碎。

从外界视角来看，内塔尼亚胡的形象极差，在过去3年5次大选的乱象中，毫不遮掩自己的权欲野心，竭尽所能要推翻针对自己的腐败指控，对巴勒斯坦的强硬立场更是恶名昭彰。因此有不少人难以理解，“集万恶于一身”的内塔尼亚胡，为何能够让利库德集团次次高票，又为何会在短暂失势后，再度回归权力宝座？

民众认可经济政绩

当然，政党体系可以是一种解释，即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是以色列最大、最有凝聚力的政党；更重要的是，内塔尼亚胡拥有天然的结盟伙伴，即圣经犹太教联盟等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库德集团保持一致，而不会像贝内特-拉皮德政府那样自乱阵脚、最终决裂。

然而仔细查究民众对利库德集团的支持，其实更多源于对内塔尼亚胡的好感。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直面内塔尼亚胡的政绩，以及以色列近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内塔尼亚胡在1996年首次执政，并于1999年结束；2009年，他开始第二次执政，并在2021年6月终止。在2022年12月29日第三度宣誓就职前，内塔尼亚胡已掌政15年之久，占以色列建国75年岁月的五分之一，是执政最久的总理。

对2009年加沙战争前后出生的以色列青年而言，2021年的政府轮替，亦是人生首次目睹总理更迭。在此之前，内塔尼亚胡代表了多数选民眼中的黄金岁月。

在经济方面，内塔尼亚胡面对以色列旧有路线受挫，竭尽所能另辟蹊径，确实建立起了一定的发展格局。

从体量大小来看，建国之初的以色列是依赖外国资本的小型经济体，美国则是最大靠山，以20世纪70年代为例，美国对以色列投入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使其摇身一变成为中东军事强权。但以色列也因此积累了大量外债，且无法超越对美依赖的发展路线。

不仅是以色列，几乎所有小型经济体都要面临这个困境：如果优先考虑经济发展、实现国内社会经济目标，便要付出依赖外资、增加外部脆弱性的代价；而优先考虑经济主权，希望降低对外资的依赖，便可能要牺牲发展速度，以及实现国内社经目标的能力。当然，如果外部环境允许，有时候也能避免发展与主权的两难权衡。

例如1990年代，以色列前总理扎伊克·拉宾执政时，其所带领的中左翼执政联盟主打巴以和平进程，有部分用意是希望形塑稳定的安全环境，降低以色列国防成本，并让各国资本安心流入以色列，将以色列从区域孤立的军事强国，转变成中东市场的新中心，以及全球金融市场的潜在投资目标。

当然此举会降低以色列的对美依赖，但彼时的美国同样赞成巴以和平进程，认为双方降低对峙烈度，符合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所以并未多加阻拦，还见证了1993年的奥斯陆协议（Oslo Accords）签署。

1993年9月13日，美国华盛顿，白宫南草坪，以色列总理拉宾（左）、巴解主席阿拉法特握手。美国总统克林顿站在两人中间。资料图

然而伴随拉宾遇刺、巴以激进势力皆不遵守奥斯陆协议，和平进程的基础逐渐被掏空。2000年9月，巴勒斯坦发动“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和平经济路线宣告终结，往后的以色列政府面临发展困境：如何在没有和平进程的情况下恢复经济增长？而这一时代之问，给了内塔尼亚胡再次崛起的机会。

内塔尼亚胡虽在1999年结束第一次执政，却没有完全退出政坛，而是自2003年起担任沙龙政府的财政部长，并为应对国家发展困境，推出了一系列私有化计划，包括削减预算、降低政府赤字、大幅削减社会支出和津贴、减少政府对私营部门的补贴等，并将资本利得税从公司扩大到个人，使政府能够在减少所得税的同时扩大税基。

事实上，早在内塔尼亚胡第一任期（1996年-1999年）时，便已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消除了海外投资、强制购买政府证券和直接信贷的相关障碍。

到了2003年底，以色列的经常账户已经转为正值、且持续增长，证明外币正在进入以色列。这样的路线，直到内塔尼亚胡2009年再度担任总理后仍在实施。而成为资本流动的“盈余国家”，意味着进入以色列的外币多于通过非金融交易流出的外币，其外部性已不如以往脆弱。

2007年以来，以色列银行的外汇储备持续飙升，如今更是位居世界前列。尽管巴以和平进程陷入僵局，但以色列对政府债券的风险溢价依旧维持低位，与欧洲部分国家的风险溢价相当。

当然，内塔尼亚胡的“鹰派新自由主义”仍要付出相应代价，即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率的上升，对教育、公共卫生、发展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整体下降。

2011年，以色列爆发了“社会正义示威”，民众怒吼要求政府直面中下阶层的生计问题，内塔尼亚胡政府只好重新平衡部分社会支出，采取相对温和的经济路线，但依旧比拉宾等中左翼政府执政时右倾，只是多数民众也持续此一版本的经济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