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念申】

用什么“超克近代”？

“超克”是日语词，对应英语中的overcome一词。可以理解为超越、克服，甚至是征服。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殖民现代（所谓“近代”）的不满，在日本的知识精英群体中日益增长，“超克近代”成为当时试图挣脱西方東缚、寻找日本主体性的思想口号。

1941年12月7日，当地时间清晨，日本联合舰队在山本五十六的精心策划下，成功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珍珠港的海军基地，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大东亚战争”爆发。此时距离马修·佩里率领美国军舰首次“叩开”日本国门，将近九十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中，珍珠港事件是抗日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个节点，它具有重要的转折意义，但并不是历史的起点。然而，在当时乃至今天许多日本人的认知中，它是同“满洲事变”（侵占东北）、“支那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完全不同的另一场战争，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打开。和佩里的黑船来航一样，这是使日本再度进入世界史的事件，也是日本对“近代”一次隆重的宣战。

二战当然是资本主义现代性危机的又一次总爆发，其根源是一战后各种思潮和政治势力在暂时掩盖的危机中继续发酵、撕扯。对它的分析理解，有不同的角度：经济、政治、国际关系、社会军事等。其中一个不能忽视的视角，是思想。尤其是对于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场而言，这种思想的冲突至为激烈，至今也并未完全结束。

1942年7月，日美宣战半年多后，日本一些知识精英在《文学界》杂志召集下，在京都一家温泉旅馆，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就叫“近代的超克”。这个日后被思想史研究者反复提及的跨学科讨论会，目的是探究“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与此大约同时，包括高山岩男在内的“京都学派”四位哲学家、历史学家，也召开了后来称为“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的座谈会。

两个会议表达了对战争相近的立场。站在今天，学者们的发言无疑是在美化侵略。但在当时，真正让他们兴奋的，并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以对美开战为标志，彻底整理日本在近百年中的历史定位。在他们看来，开战并不只是对物质或权力的争夺，而是日本对欧美主导的殖民现代体制，以及这个体制背后的一整套历史文化观，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高山岩男的话说，这代表了“非欧洲世界将要独立于欧洲世界的趋势或者事实”，而“满洲事变、退出国联、支那事变，贯穿这一连串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日本的意志，“不外乎是对立足于欧洲近代原理的世界秩序的抗议”。换句话说，对于当时这些知识人，这场战争的抵抗性更大于侵略性。

进入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后，日本经历了最初的经济腾飞，也无可避免地遭遇了深重的社会危机。对欧美殖民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在日本的思想界、舆论界兴起。亚细亚主义的诉求，是摆脱西方的殖民桎梏，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亚洲共同体。这套逻辑又和“兴亚”论结合，逐渐发展为日本对自身殖民亚洲的理论解释。最早一批实践亚细亚主义的政治家，包括创立了东亚同文会的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他的儿子近卫文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数度出任首相，与东条英机一起创立了法西斯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政翼赞会。正是在近卫文麿任内，日本明确提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纲领和政策，使亚细亚主义思想与军国主义实践深度结合。

乍一看，日本的大东亚论述，以反现代的面目出现。可其根深蒂固的逻辑，仍然是殖民现代性带来的。所谓“兴亚”，正是“脱亚”的另一面向。它一方面反对欧美以种族主义、文明开化论为主基调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却以标榜日本（或者东亚）的种族优越、文明独特来对抗这种历史观。它一方面强调抵制欧美帝国资本与殖民势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却以“共荣”为名，大肆在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张自己的帝国、殖民和资本。也就是说，他们在用与“近代”完全一致的逻辑，完成“超克近代”的宏业。

日本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对中国、对东亚有着深挚情感的知识分子，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其中的矛盾。著名的鲁迅研究者竹内好（1910-1977）就表达过这种困惑：“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长起来，我们也才能成长。这种成长的方式，曾经是我们确信不疑的。直至支那事变爆发，这确信土崩瓦解，被无情地撕裂。”“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日本是否是在东亚建设的美名之下而欺凌弱小呢？！”

以反殖为幌子的殖民侵略，以反帝为借口的帝国主义，这种理念与行为的分裂，只有在不断扩大的战争中才能被暂时调和。这也就是为什么，对美宣战，成了弥合这种分裂的救命稻草。用日本思想家子安宣邦的话来形容：“支那事变”对于这些知识人来说，曾经像是黑夜里沉重的、难以理解的晦暗；而“大东亚战争”则像一道明亮的光，快捷地消除了他们心中的这种晦暗。

在对美宣战的一刹那，日本知识精英们被那种悲壮的抵抗意识所感召。珍珠港事件一个月之后，竹内好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发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欢呼“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这与其说是对军国主义的拥抱，不如说是对美宣战让他深深怀疑过的侵华战争改变了性质，他因此而如释重负，“感动得发抖”：“正是在现在，一切都昭然于天下。我们的疑惑云消雾散……在东亚建立新秩序、民族解放的真正意义，在今天已经转换成为我们刻骨铭心的决意。”对他和他的同仁们而言，“大东亚战争成功地完成了支那事变，使它在世界史中获得了生命”。“超克近代”，将西方，而非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作为敌人，于是一切行为似乎有了积极的意义。

这是一种绝望的浪漫主义，书生气的一厢情愿。应该说，正是因为日本当时站在了殖民现代性的巅峰，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和经济成就，才更深刻地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危机。知识人的问题意识是对的，但药方则错得离谱。

问题的症结在于：用“大东亚”来超克“近代”，这个“东亚”，是以“非西方”的种族、文明界限来划定的。而这个划界的方法，正是构成殖民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要素。它规避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殖民主义的跨地域性，把自身的现代困惑，归结为两个代表性空间(东方/西方)的种族、政治，和文化对立。不错，“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竹内好语），但殖民现代性并不仅仅属于人类某个特定文明，欧洲和亚洲也从来不是隔绝的。这种东西二元对立，根本抹杀了正被日本压迫的中国、朝鲜等国的诉求，无视日本才是亚洲诸国最残酷的殖民者的事实。

资料图：1939年，竹内好在北京

战时的日本思想者，“守望着那一道彩虹一样的彼岸的光芒”，可那个精神彼岸是虚幻的。日本走向全面战争，为此塑造了一个名为“西方/近代”的敌人，以彰显自身的主体独立。但所有的二元对立，都是相互映射、相互依存的。如果日本/亚洲是“西方/近代”的反题的话，那日本/亚洲就恰恰没法脱离这个“西方/近代”而存在。在18、19世纪，欧美殖民者为了凸显自身的优越性塑造了一个想象的“东方”，而20世纪的日本为了精神独立又塑造了一个与东洋对立的“西方”。向作为反面的“西方/近代”宣战的同时，日本不可避免地把自身超越于东西对立的历史经验也否定了。就像江户时代的日本知识精英试图借用古学、国学完成"去中国的中国化”一样，20世纪上半叶的日本经历着“去西方的西方化”。

以殖民“抵抗”殖民主义，以区域帝国主义回应全球帝国主义，无论在理论还是行动上，都被证明是不可行的。日本最终战败，它既没有在思想上，也没有在实践上完成“近代的超克”，反而如美国思想史家哈里·哈汝图念（Harry Harootunian）所言，“被近代超克”了。不但如此，它还使“大东亚”一词成为负面资产，成了那个未完成的帝国幻梦的符号。

但是日本的侵略战争，却有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那就是使中国浴火重生。抗日战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到的最大危机，但也造就了一个契机，刺激了在重重困难中的全民政治动员。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知识精英对国族构建的方向存在对立的两种意见：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加快现代国族的建设，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而翦伯赞、费孝通等通过战时在西南的民族调查，主张认清中国族群的多样性，正视中国概念的多元性存在，从政治平等入手实现团结。两种民族构建的思路，在当时都有迫切性和合理性。前一种意见，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和认可；后一种意见，则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论述中找到同盟。

在社会革命背景下，种族/民族没有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单元。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路径上展开的，它强调在反帝反殖阵营中的人民联合。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工作，其目标也不是强化族群界限，而是以赋予各族平等政治权利为手段，最终实现消弭差别。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在抗战以来的国族建构，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作为他者，但又与日本试图以“西方”为镜像的逻辑不同，其内含的革命性，有着超越狭隘民族/种族主义的特征。在今天看来，这一历史经验，至少提供了一种思索超克殖民现代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