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前中美在经贸领域出现诸多要素分离与排斥现象，你如何评价目前中美“脱钩”进程？对中美经济出现的新依赖，你有哪些观察和感悟？

上官鸿：我认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变化，首先是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次才是中美关系变化的结果。很多讨论习惯把当前现象简单概括为“脱钩”，但我认为，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解释世界正在发生的深层变化。

类似的调整并不只发生在中美之间。欧洲、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等经济体，都在重新思考供应链安全、产业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过去三十多年，全球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资本流向成本最低的地方，制造布局在效率最高的地方，供应链不断向全球延伸。但过去几年，疫情、地缘政治、关键技术竞争以及供应链中断，让越来越多国家开始重新平衡效率、安全与韧性。我认为，这才是当前全球产业重构背后的底层逻辑。

与此同时，我也观察到，中美之间并不是简单地走向“脱钩”，而是在形成一种新的相互依赖。过去双方更多依赖商品贸易和全球供应链，今天这种依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一方面，中国依然拥有全球领先的制造能力、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和强大的工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美国在基础科研、前沿技术创新、高端资本市场以及全球创新生态方面仍然具有独特优势。未来双方的联系，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建立在单一供应链上，而是更多体现在技术创新、产业协同、资本流动以及全球市场需求等多个层面。

2025年11月6日，参观者在第八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高通展台体验XR设备。 新华社

我认为，真正发生变化的，不是依赖消失了，而是依赖的结构发生了变化。未来中美之间会在一些领域继续竞争，在另一些领域保持合作。竞争与合作并存、风险与依存共存，很可能会成为未来全球经济的新常态。

过去一年在美国学习和研究的经历，也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美国并不是一个单一声音的社会。企业家关心市场和客户，投资人关注创新和长期回报，大学关注人才流动和科研合作，而政府更多关注国家安全和战略竞争。很多外界理解为“美国的态度”，实际上是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目标形成的多元声音。

我接触过不少美国企业家、投资人和学者，一个共同感受是，大家都在重新评估风险，但很少有人真正相信世界会重新回到彼此隔绝的状态。更多人讨论的是，如何在新的规则下继续合作、寻找新的平衡。这也让我更加相信，中美之间真正减少的是彼此的确定性，而不是彼此的重要性。

所以，我并不认为未来世界会回到过去高度一体化的全球化模式，但也不会走向全面脱钩或彻底分裂。未来更可能形成的是一个多中心、多层次、多规则并存的全球经济体系。

从我的投资实践来看，这种变化已经在很多行业里清晰呈现。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源科技和先进制造为例，全球供应链正在明显走向区域化和本地化。一些中国企业开始在东南亚、墨西哥、欧洲等地建立生产和服务体系，同时继续把研发、工程创新和部分核心零部件留在中国。这不是退出全球化，而是在重构全球化。

未来企业最大的挑战，不再是简单选择进入哪个市场，而是如何同时理解多个市场、适应多套规则、整合全球资源，并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持续创造价值。我始终认为，未来全球竞争的关键，不是谁拥有最大的市场，而是谁能够在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和不同规则之间建立连接、赢得信任，并持续创造价值。这才是下一阶段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能力。

问：从美国中国商会和中国美国商会最新年度报告来看，两国商会均在抱怨东道国政府的营商环境。从你在美国的接触下来，你观察到美国国内的营商环境如何？有哪些方面值得进一步改进？

上官鸿：综合过去一年在纽约学习、研究以及与企业界的交流，我的判断是：美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创新活力和资本吸引力的市场之一，但企业经营环境确实比过去更加复杂了。这种复杂，并不是因为美国失去了创新优势，而是企业需要同时面对更高的经营成本、更复杂的监管环境，以及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与企业家、投资人和跨国公司管理者的交流中，我感受到几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首先，经营成本持续上升。无论是人工成本、医疗保险成本，还是企业合规成本，都明显高于过去。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把提升运营效率放在规模扩张之前。

其次，政策和监管的不确定性增加。从数据安全、人工智能监管，到反垄断政策、国际贸易政策，企业需要面对更多变量。很多企业家告诉我，真正增加成本的，并不仅仅是监管本身，而是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因为这会影响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和战略规划。

另外，国际人才流动效率有所下降。这也是我感受最深的一点。过去几十年，美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就是能够持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来到这里学习、创业和创新。但近年来，签证政策、国际人才流动以及地缘政治带来的不确定性，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种开放优势。

过去一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我还有一个很深的体会：美国最大的优势，并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拥有不断修正自己的能力。企业、大学、资本市场和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着大量讨论、博弈和调整。短期来看，这种机制会降低决策效率，也会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但长期来看，它能够推动制度不断适应新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发展。

这一年里，我最大的感受是，美国真正的竞争优势，不只是拥有全球领先的企业，而是拥有一个能够持续吸引全球人才、资本和创新不断汇聚的生态系统。校园里的国际化和多元化，本身就是这种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哈佛大学校园景色 纽约时报

如果让我提出几点建议，我认为美国未来有三个方面值得持续完善。

第一，提高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企业最需要的，并不是政策一定宽松，而是能够根据相对稳定、可预期的规则进行长期投资和战略规划。频繁变化的政策预期，往往比政策本身更容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

第二，在加强监管的同时，为创新保留足够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兴领域，监管需要保护公共利益，也需要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在安全与创新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

第三，继续保持对全球优秀人才的开放。 美国过去几十年最大的竞争优势之一，就是持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如果国际人才流动效率下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短期的人才供给，更可能影响未来几十年的创新能力和全球竞争力。

我始终认为，未来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不只是资源禀赋，而是制度的活力、开放的程度以及创新生态的韧性。一个真正具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不仅能够吸引资本，更能够持续吸引全球最优秀的人才、企业和创新资源。我认为，这也是美国未来最值得继续巩固、也是最难被复制的竞争优势。

问：近期中美资本市场都迎来超级科技公司IPO，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市值攀至历史新高，而今年中国企业在美IPO案例为个位数。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按你的观察，双方资本市场对接有没有新的可能或解决方案？

上官鸿：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认为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底层逻辑变化：过去资本市场更愿意为增长买单，今天资本市场更加重视确定性。

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创投享受的是低利率、全球化和高流动性的红利。那时候，只要企业增长足够快、市场空间足够大，投资人愿意为未来买单。但今天，利率环境、地缘政治、监管要求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产业重构，都让资本市场更加关注风险，也更加关注企业能否持续创造确定性的价值。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本土的超级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企业仍然能够获得很高的估值，因为它们处于资本市场最熟悉、最信任的制度环境中。而对于中国企业，尤其是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投资人今天看的已经不仅仅是增长速度，还会更加关注数据安全、核心技术、供应链韧性、全球业务布局、公司治理以及信息透明度等因素。这些过去更多属于合规层面的问题，如今已经直接影响企业估值，甚至影响其能否进入主流资本市场。

但我并不认为这意味着中美资本市场会完全脱钩。资本的本质仍然是寻找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技术和长期价值。近期市场也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例如，6月25日，大搜车登陆纳斯达克；龙电华鑫新能源科技集团去年年底获得中国证监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计划赴美国资本市场上市。这些案例说明，在符合监管要求、具备透明治理和国际化运营能力的前提下，中美资本市场之间的连接并没有中断，而是在新的环境下寻找新的路径。

2026年6月25日，大搜车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挂牌交易。

过去一年，我在纽约参加了很多投资论坛和资本市场活动，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华尔街并没有停止关注中国，而是开始更加关注哪些中国企业能够真正实现全球化。尤其是在机器人、具身智能、能源科技、先进制造等领域，很多国际投资人仍然高度关注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化能力以及全球竞争力。

我认为，未来双方资本市场对接的突破口，可能已经不再是简单复制过去赴美IPO的发展路径，而是企业从创业之初就按照全球资本市场的标准建立股权架构、公司治理和合规体系，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灵活选择多元化融资和上市路径。更重要的是，建立能够被全球投资人理解和信任的治理体系，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增强长期经营的可预期性。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一轮全球化最大的考验，已经不只是能不能“走出去”，而是能不能真正融入全球市场。过去更多是产品和资本的全球化，未来更重要的是治理体系、合规能力、文化沟通和全球信任的全球化。我始终相信，资本不会因为国界而停止流动，但资本一定会流向那些能够持续创造价值、建立信任并提供确定性的企业。未来真正决定一家企业能否成为全球性公司的，不只是技术创新，更是持续创造确定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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