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在国内，前几年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雾霾和空气质量问题，土壤质量问题可能关注度不够。同样，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大家可能更关心濒危物种，比如大熊猫保护。为什么同样一个议题，有人关注有人不关注，这都跟个体利益（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的利益）直接挂钩。

全球环境治理是一项公共事业，如果要维护公共利益的话，就会带来一个问题，资金和技术从哪里来？

现在，美国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却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环境公约比较感兴趣。原因是一方面它在国内生物多样性做得比较好，另一方面可能有的环境条约有抓手，可以有贸易制裁等作用可以利用。

这表面上是保护环境，背后都有利益的诉求。因此，美国会去花时间、精力、技术去研究条约的条款和利弊，但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

早期美国在WTO的框架下，经常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去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相关产品的进口，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的“环境保护”，实际上就不幸地沦为了一种工具。

观察者网：最近的生物多样性大会，网络上有一些言论认为中国处于发展之中，这么早承担生态环境国际义务，可能会对我们的发展设置障碍，有可能是在给西方的发展买单。面对舆论上的不解，您认为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

秦天宝：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中国保护生态环境首先是为了维护本国普通公众的权益。这么多年，中国一直强调和保护普通老百姓享有蓝天净水绿地等环境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经济在过去二三十年里经过了非常迅猛的发展，其实也带来了很多环境问题，这是不可否认的，我们应该改变传统的、不可持续的、高污染、高消耗、高浪费的发展模式，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上，随着我们国家身份的转变，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不断增加，我们的碳排放量，无论是总量还是人均也不低了。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我们有很高的期待，西方国家对我们有很多压力。可以说，中国是结合内外的情势，主动参与和执行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等相关议题的。

中国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所以我们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3060目标。对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达成兼具雄心与务实的目标与措施，我们为此也做了很多努力。

观察者网：如今，中国的气候生态治理成效显著，背后离不开法治保障。近10年来，中国颁布和修订了20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律法规。您认为我们该如何用法治的手段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物安全？

秦天宝：首先要以系统思维和整体观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治建设。加快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立法步伐，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各个领域都有法可依。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统筹性立法工作，提升生物多样性法律体系的权威性、普适性与协调性。

其次，可以考虑成立并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门机构。明确各方责任，优化调整职能，加强协作配合，抓好目标落实，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构建协同高效顺畅的生物多样性管理格局。同时，建立合理协调机制，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法力度，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执法效能。

第三，强化生物多样性司法保护。注重环境公益诉讼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功能，促进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有效衔接，加强对生物多样性的预防保护力度，发挥生物多样性保护典型案例指导作用，创新司法裁判方式，确保受损生态环境有效修复。

最后，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安全治理的国际合作。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切实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义务，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法体系尊严和权威。以多边主义理念和方式推动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凝聚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合力，努力达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执行的行动框架。

观察者网：无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应对气候变化，一个主要的难点就是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平衡问题，您觉得我国应该寻找一个怎样的平衡？

秦天宝：以前我们太过极端，只讲经济发展牺牲了环境保护的利益；现在我们要避免另一个极端，为了环境保护“一刀切”，这样也不对。

我们现在讲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绿色发展不是说“不发展”，而是不要消耗型和浪费型的发展，在这点上，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各个地区都有绿色发展的典型案例。

浙江台州：工人对裸矿山进行复绿作业，实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习总书记指出，生物多样性既是生态资源也是经济资源。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就是说经济要遵循生态规律，在生态条件基础之上的发展经济，不能超越生态环境的可承载能力。

从法律的角度来讲的话，法律的基本功能就是利益的平衡。我们国家要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等各方面利益的平衡，离不开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法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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