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接受观察者网专访

【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观察者网：11年前，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条约第10届缔约国会议（2010年）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您当时就已经参与了谈判吗？谈判经历是怎样的？

秦天宝：2010年，我没有去现场谈判，我主要是在后方作为支持团队的成员参与了法律方面的部分工作。前方的代表团成员们去参加会议。后续通过一些新闻报道以及和代表团成员们的交流得知，现场谈判还是比较紧张的。

到了2014年，我去了韩国平昌缔约方大会现场谈判。实际的谈判可能跟大家理解的不太一样，大会有很多全体会场、小会和分组讨论会。全体更多地是一个程序性、象征性的会议，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现场小会和分组讨论，这些讨论也是相对比较激烈的。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大会的议题很多，通常是通过小会和分组讨论会的方式进行沟通。这些会议都是开放的，对这些议题特别关注和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参加，但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有足够的人员和能力参加。

因为分组讨论没有同传，大家直接统一使用英语。因此一些小国要么参会人员没有这种语言能力、要么没有专业的人才，就没有办法参会、即使参会了也不能及时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权益，最终对这个议题有决定权的就是那些主要的欧美国家。

这种小会和分组讨论会，对参会者的语言能力、事先对议题的熟悉程度、现场情形的把握都有很高的要求。

当时，我跟着外交部的一个谈判代表去的。虽然我是学法律的，但对有些文件和关键措辞的理解可能比较学术化，再加上首次现场参会谈判的原因，对现场谈判时的有些变化不够灵敏。而外交部的代表敏感度就很高、反应也很快，很佩服他们。谈判过程中，既要有专业的东西，也很考验技巧、策略和外交话术。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方面是，通过多次参会，我发现欧美国家的谈判代表多是熟面孔，长期关注某个（些）领域。他们对议题非常熟悉，谈判十分老练。同时，他们都有一个谈判团队，会进行团队作战。因为谈判的小会议室里有一个圆桌，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座位，但欧美国家的这些谈判代表座位背后通常还会有两到三名助手。据我观察，这些助手一般有一个是科学家、有一个是律师、有时候还有其国内主管部门的行政官员。当谈判代表遇到新情况，在表态之前，他会马上回头跟这几个人进行磋商沟通。

我们代表团的谈判人员，从个人素质方面看也都很优秀。但有些议题的负责人，可能因国内体制和岗位轮换的原因进行换人，这样对议题的把握、谈判的走向会产生一定影响。

观察者网：我看到报道说，在《名古屋议定书》谈判中，我们加上了反对“国际生物剽窃”条例，当时是怎么做的？

秦天宝：生物剽窃就是生物盗版，多是科技进步的发达国家向生物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发起。举个例子，我们国家的中医药就是国际上进行生物剽窃的主要对象之一。

中医药既有中药也有中医，中药更多强调是保护药材、亦即药用动植物遗传资源；而中医更多是关于如何使用药用动植物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很多时候以配方形式展现出来。

根据很多发达国家的说法，生物遗传资源仅仅是药材（药用动植物遗传资源）这种有形的物质载体；但实际上，我们中医药里面比较有价值的是中医，这种传统医药知识有的时候可能比药材本身还要重要。

那么我们针对生物遗传资源范围条款的理解，有些国家就不太同意。比如，日本、韩国从中国拿走了非常多的中医药方，日本叫“汉方”，韩国叫“韩方”。还有很多欧美国家，他们从其他发展中国家也不当获取了很多与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自然不希望把传统知识放到《名古屋议定书》里面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为了这个问题讨论了很长时间，不仅是中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度、巴西等广大生物剽窃的受害国家都是主张要把传统知识放进去。

我们从法理上充分论证了把生物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放进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跟这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合作的，大家配合起来给发达国家施加压力。在这个背景之下，议定书才加入了保护传统知识的相关条款。

观察者网：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昆明宣言”，您今年也在现场参加了会议，这次有哪些不同？

秦天宝：从流程上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其实还是很大的，各国谈判代表没有办法在现场进行深入地交流和沟通。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大会第一阶段开完以后，还要到瑞士以及昆明再进行下一个阶段的交流和谈判。

昆明：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通过《昆明宣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我的感觉是现在我们国家整体实力上来了，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国家也拿出一大笔经费来支持谈判工作，因为谈判的时间还是挺长的，无论是缔约方大会的谈判还是之前的相关谈判，都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

这次，我们的谈判明显人才储备更加齐全，国内的研究储备也越来越好了。我当时开始研究生物多样性相关法律问题时，国内没有几个人从事这个研究，其他一些议题也差不多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入到生物多样性领域，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

很多人刚开始是在后方做助手和智囊，后来慢慢就进入到一线，之后就去到了最前线的谈判。我们也学习了西方的经验，一般是一个人兼顾一两个主攻方向，保证了谈判议题跟踪和研究的稳定和持续。

观察者网：通过和全球各国进行谈判，您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态度和行动有何不同？美国选择性“缺席”《生物多样性公约》，背后反映了哪些逻辑？

秦天宝：我觉得总体上没有什么不同的，只不过每一次谈判具体议题是不一样的，本质上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两大阵营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因为不同国家的国情、自然禀赋、生物多样性现状、经济发展水平等方方面面决定了说每个国家自己的关注点和诉求，这都是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