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最近有全国政协委员建议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至2年，同时考虑企业用工成本，减轻女性遭受的性别歧视。但网友对2年“育产假”普遍持反对态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官方早已明确用人单位不得询问妇女婚育情况，不得将限制生育作为录用条件，但现实中这种现象依然普遍存在，这个问题有解吗？

刘汶蓉：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后，很多地方延长了产假，还为夫妻双方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的初衷是保护女性，但现实中很多人是持反对意见的，因为这些举措会降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加重企业对女性的性别歧视。

如果真的休假两年，这个职位还给你留着吗？肯定要有人来顶，企业就要重新规划。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不敢招聘女性。

男女在劳动力市场本就存在竞争，女性越休假，就越不可能和男性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想在两者之间做好平衡，就不能只把女性拉回家，而是把男性也拉回家，这方面或许可以参考北欧国家的做法。

另一方面，还要考虑产假期间工资的问题，这部分成本是需要国家投入的，不能全部摊在企业身上，否则最后还是会让女性职工来承担。因此必须在国家政策层面有所设计。

2019年03月04日，浙江金华，家长带着孩子在户外晒太阳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现在面临很多“非预期结果”，担心生育之后没人照顾孩子，就想着延长女性产假，但产假太长女性就业怎么办？考虑到女性就业就又面临孩子谁来带的问题，包括最近在争论的延长退休，延长退休后会不会更加没人带孩子了？选择一个就必须放弃另一个，很多问题好像就无解了，大家更加不敢生孩子。

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我认为这些问题要从人类社会的长期利益出发，考虑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视对再生产劳动的投入，而不是只看短期的经济上的成本效益。政府要有决心，如果只是对过去的做法“修修补补”，很难起到实质性作用。

观察者网：您周围有没有主动退出职场，成为“全职妈妈”的高学历、高薪女性？她们是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选择？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汶蓉：从我前阵子做的一个课题来看，全职妈妈的高峰期是2016年前后，但这两年这一群体的数量是在下降的，这可能和我们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光靠父亲一个人的收入无法支撑整个家庭了。这些全职妈妈在想办法走向社会、重新就业，但她们想要重回职场是很难的。

在调查中，我发现很多想再就业的全职妈妈通过网络平台做一些工作，有些人则是去考心理咨询类的证书，之后去从事和青少年有关的创业活动。还有一些女性在做了七、八年全职妈妈后，通过考研重新走向社会。

她们普遍很焦虑。有些人觉得做全职妈妈的那几年是自己的“至暗时刻”，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曾经有过不错工作的女性，她们认为自己失去了社会身份、丧失了自我价值感。

女性的解放、女性职业地位的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至少从我父母那代人开始，大家就很难接受女性不工作。我遇到过一个想做全职妈妈的女孩，她说工作很累，很喜欢女儿，希望回家陪女儿。结果这个女孩的妈妈坚决反对，说“无论如何你都得工作，一回家就完了”。

对我们国家来说，双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我们绝不能回到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让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状态，否则就是倒退。我也希望女性群体不要单纯地想象做全职太太会有多么快乐。

观察者网：广东省近年推出弹性工作的“妈妈岗”，让宝妈兼顾家庭和工作，您如何看待相关举措？我们的社会还可以为生育后想重新就业的女性提供哪些支持？

刘汶蓉：不止是广东，这几年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做类似的事情，主要是妇联和劳动力市场联合推动的，政府给企业提供一些补贴，企业拿出一些岗位给有育儿需求的女性。

但这些岗位的普及度还不够高，因为企业本身面临用工成本问题，政府也拿不出那么多补贴，就很难大规模推广。因此，这类岗位主要还是起到探索和示范的作用，希望能带动社会的整体氛围。

从生育后女性回归职场的普遍情况来看，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还是会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那些已经中断工作很久的女性，她们大多只能选择非正式就业。现在妇联和一些社会组织会举办培训班，为女性就业、创业提供辅导。很多女性其实是缺乏走向社会的勇气，因此我们要推动社区互助、社团互助，为她们提供更多交流的机会，对她们形成一股支持的力量。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如何解决这些非正式就业女性社保缴纳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让她们更有安全感。

2024年3月7日，山东省青州市，女性求职者在了解岗位信息  图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