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中国女性不仅在家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奋斗在各行各业，成为中流砥柱。近年来，我国在保障女性权益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女性权益受损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尤其在职场中。今年两会，妇女权益相关议题再度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在第114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之际，观察者网围绕女性婚恋焦虑、养育难题、职场困境等话题，对话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

在刘汶蓉看来，女性的解放、女性职业地位的保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在性别平等方面，我们比美国等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基础。但今天，女性依然面临着生育与职业发展难以平衡的问题，在就业市场中处于劣势。

她希望国家可以在政策层面加大力度，为女性生育、就业，以及托育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同时也呼吁女性努力走进社会，不要轻易去做全职妈妈。

2024年3月7日，江西吉安，女性建设者坚守岗位  图源：视觉中国

【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  编辑/冯雪】

观察者网：您长期从事家庭与婚姻研究，以您的观察，近年来年轻女性的婚恋观发生了哪些变化？您有没有发现一些新的趋势？

刘汶蓉：首先，我感觉现在的年轻人对婚恋的风险意识普遍比较高。离婚率的上升让大家不再认为结婚是一种保障，反而对婚姻不稳定性的感受更深了。婚姻满意度也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女性。以某一线城市为例，近10年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下降得很厉害，和男性形成较大差距，导致女性对婚姻生活的向往也开始下降。

第二，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爱情是祛魅化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们眼中的爱情是神秘且神圣的，也是年轻人普遍向往、追求的东西，尤其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但今天的年轻人不再认为爱情是非常神圣或命中注定的，也对人生中是否一定要有“灵魂伴侣”产生质疑。他们的婚恋观趋于理性化和世俗化，希望恋爱和婚姻能给生活带来实际效益，“恋爱脑”反倒成了大家批判的东西。

从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角度来说，全世界其实都有这种趋势，但在东亚社会更明显。我们的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简单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承载了很多经济保障的色彩，甚至带有社会竞争和成功者的符号意义。也就是说，婚姻不仅仅是看两个人是否在情感和兴趣爱好上是否一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方的经济情况。

第三，今天的社会，情感的“代偿品”越来越多，爱情不再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在爱情中的情感体验、在恋爱中感受到的甜蜜，似乎也不只是在真正的爱情中才能获得，追星、追剧“磕CP”、虚拟恋人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自己在恋爱中的感受，甚至别人的“糖”比自己的还要甜。

总体而言，我的这些年的感受是，人们已经从追求亲密情感走向了亲密终结的趋势。大家的风险感太强了，导致过度纠结，从而不愿投入到真正的婚恋关系中。

其实，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很多年轻人并不是不想结婚，只是觉得找不到合适的人，大家就观望、焦虑、纠结。从人的生理周期来说，一旦过了年轻的阶段，即荷尔蒙最丰富的时期，对爱情的渴望也会逐渐降低；而越成熟的人，也越难以和别人融合。因此这种等待的过程，会让人不自觉地滑入单身，甚至是终身单身。

观察者网：大龄未婚女性经常会受到长辈的催婚压力，亦被不少人污名化成“剩女”。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女性要如何面对这种压力？

刘汶蓉：从人口学角度来说，我国男性的数量多于女性，为什么女性会被“剩”呢？这和择偶梯队有关。我国女性的地位虽然提高了，但女性和比自己经济地位低的男性结合的婚配模式并没有出现，因为婚姻很难放弃世俗的标准。因此，农村通常是经济条件差的男性成为“光棍”，而城市里通常是经济条件好的女性被“剩下”。

我能理解父母为什么着急。孩子都是自己的宝，很多家长会说“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在了，她一个人怎么办？”他们担心孩子没有社会支持网络，认为无论如何都要成一个家。而孩子往往会觉得，与其把时间精力投在相亲上，不如投在自己身上。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

在我看来，婚姻的问题，“硬嫁”没有必要，父母也应该知道，为了结婚而结婚是不会幸福的，还不如顺其自然。

2024年1月26日，成都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处，人们查看相亲信息  图源：视觉中国

另一方面，在大城市，婚姻市场其实很“卷”，优秀的男女都要靠抢，被“剩下”的就好像考试“卷”不过一样。考试“卷”、工作“卷”、婚恋也“卷”，年轻人真的太累了。所以父母也要想通，没有必要去逼。当然，年轻人也可以适当改变择偶标准。

作为孩子，如果选择单身，就要让父母看到自己有过得好的能力，有建立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比如有稳定的工作、良好的人际关系、健康的身体状况。

我们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现象，现在男性主动追求女性的情况变少了，而且40岁以下男性的心理成熟和稳定程度低于女性，这和以前是完全不同的，女性还希望在婚恋关系中处于被保护的状态就很难。所以，如果想要在适婚年龄结婚，很多观念都要改变。

观察者网：已婚已育的职场女性会面临如何平衡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位居世界前列，但同时也承担着家务劳动、养育照料的主要职责。这些年很多人都在呼吁倡导合理构建家庭性别分工，除此之外，在减轻养育负担方面，我国在政策层面做出了哪些努力？还可以有哪些突破？

刘汶蓉：2020年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业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约为男性的2倍。在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很多女性会觉得结婚非常“不划算”。

如果要改变女性对婚姻的感受，国家就要在托育、养老方面投入更多，缓解女性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国家已经在推进了，但目前来说做得还不够，没有让公众感到很方便。

例如，一些城市的托育机构往往以街道为单位，难以辐射到离得远的小区。我周围的一些年轻人就反映他们没见过托育机构，遇到急事孩子也无处可去。我认为在这方面还得加大投入。

另一方面，男性也需要做出改变。我们现在都在呼吁“父亲参与”，近年来，那些非传统成功、强大的男性形象开始受到大家的喜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男性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