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10年，缔约国将设定一揽子目标。

2010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在日本爱知县举办，会上通过了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其中的5个战略目标及相关的20个纲要目标被统称为“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

十年过去了，到了2020年，该目标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报告公布的内容，在全球层面，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只有包括防止物种入侵、维持现有保护区、获取和分享遗传资源等在内的6个目标“部分实现”。

不过，在“爱知目标”遇挫的背景下，中国实施“爱知目标”的总体情况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崔书红介绍，截至目前，中国已有3项目标进展超越了“爱知目标”。分别是第14项恢复和保障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第15项增加生态系统的复原力和碳储量，第17项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另外，有13项目标基本实现，有4项目标取得阶段性进展。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司长崔书红

对于“爱知目标”全球范围内执行较差的状况，曾多次参加谈判的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秦天宝教授告诉观察者网：“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首先，目标本身可能存在不科学、不合理、不现实的方面。另外，各国、特别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努力和贡献是不够的。当然，一些具体的执行机制、手段、方法可能也需要再改进。”

崔书红则称，各国国情不同，重视程度不同，经济社会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也不同，在落实《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执行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在制定未来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时，我们应当考虑客观因素影响，充分吸取和借鉴‘爱知目标’执行中的经验和教训，‘框架’目标应兼具雄心与务实。”

作为一个缔约方众多的国际协定，《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谈判注定是个复杂而艰难的过程。秦天宝教授认为，谈判过程中最大的阻碍主要是经济和技术两个方面。

他举例解释道：“比如说，假定《公约》要设立一个保护区域的保护比例，要求每个国家都达到国土面积的20%。有的国家可能已经达到20%了，这个设置对它来说没有任何影响。而有的国家国土面积能供国民使用的本来就不多，大量地方是不适合再设置为保护区域的，这种情况再设20%的话就会影响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再比如说，还有一些生物技术要不要受管制的问题，技术先进的国家肯定不希望国际公约去管它。所以，生物多样性虽然是个环保议题，但其实包含了各种利益的交织，有非常复杂的背景。”

另外，《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机制已然成为公约推进的瓶颈，《公约》面临着履约资金长期不足的问题。

“由于没有一个强制性的履约机制，所以有缔约方不交，除了呼吁和谴责，有时候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秦天宝教授称，在谈判和履约过程中，这一直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也是国际法的普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起，中国已经是《公约》信托基金的第一大出资国，多年来也一直是向全球环境基金（GEF）、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捐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