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存在完全独立发展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

斯金纳说，“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当前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

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因为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而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因此，当前中国的制度既是中华文明自然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发展产物，或者可以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成果。

另一方面，现代西方制度，同样是中西文明交流的产物。世界近代史以来，大批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来到东方，把包括中国思想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大量传播到西方，推动西方的发展进步及变革，最终实现历史性突破，锻造了现代西方文明。关于“东学西渐”与“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等等方面，早已产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无可置疑的。

因此，无论是中华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不同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产物，并非独自发展。也因此，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遇，结果不会是相互吞并，而应是共存、相通、相互学习，彼此促进，并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

资料图：中新网

四、文明冲突出路何在？

在国际国内事务当中，最好不要故意挑起“文明的冲突”。一个挑起“文明冲突”的人，必定只能看到开始，看不到它的结束。因为，“文明的冲突”是最深刻，最为持久的冲突。

亨廷顿说：“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文明的冲突”一旦激发，就极难消弥，哪怕最终平复，也是“和大怨，必有余怨”（《道德经》）。

亨廷顿最早提出了“文明冲突”的观念，但是他也希望尽量避免文明的冲突。他说，要避免文明间的大战，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就要力行三大原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共同性原则”，各大文明的人们应努力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亨廷顿还引用了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世界和平与文明的未来，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亨廷顿和莱斯特·皮尔逊的警告也是今天的特朗普及美国政府所应该听取并铭记的。

因此，一方面要充分意识到并承认文明冲突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尽量避免文明的冲突，努力促进文明间的交流和相互学习，而非故意挑拨文明的冲突，这才是成熟国家与睿智政治家的做法。

如美国政府当前那种做法，为了眼前的利益，挑战并刺激文明甚至种族冲突的言行，是不明智的，不但会造成世界局势的动荡，而且很可能会反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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