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遗传污染：

在疾病传播之上，侵入的外来物种通过与本地物种杂交，可能导致本地物种基因库的污染，影响其遗传纯度和适应性。

比如美洲黑杨、革胡子鲇（又名埃及胡子鲶），这些外来物种在与本地物种进行杂交之后，皆不同程度地降低了其杂交后代对于本地环境的适应能力，破坏了本地物种的遗传纯度。

美洲黑杨与埃及胡子鲶

二、物种入侵的形式

既然外来物种入侵有着诸多危害，那么这种危害性极大的物种又往往是因何而被引入呢？

首先，抛开人为因素，在长时间的自然演化跨度上来看，自然因素中的气候变化、生态系统扰动、自然扩散，都会带来大规模的区域物种变化。

譬如全球气候变暖或变冷引发的动物迁徙，洪水、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引发的生态系统变化，鸟类携带种子、风力传播花粉或果实、水流携带水生生物等。

但短期来看，人为因素是更为频发且能够着手控制的入侵形式。

人为对外来物种的引进，这其中包含有意引入、无意引入还有恶意引入。

比如，出于农业、园艺、观赏、狩猎、生物控制（如引入益虫对付害虫）等目的而特意引入的物种。此种过程虽然始于明确的目的，但放在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后续也存在极大的演化失控的风险。

就像上文提到的水花生，其本身是作为饲料引入的，而臭名昭著的福寿螺，最初也是作为食物资源引入的，但从结果上来看，它们最终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无意引入，则往往是在人类的物流运输活动中，如通过货物运输、旅游活动、船舶压舱水、飞机轮船携带等途径无意识地带入的情况。比如附着在船只上的藻类、隐藏在货物中的昆虫等，通常都是这种情况。

货轮下寄生的贝壳藻类

三、物种入侵与生物战争

当然，最不得不让我们警惕的，当属此次国家安全部门在海外快递、包裹中所截获的此种带有明显恶意引入性质的形式。

此次出现在国安部“通缉列表”里的美洲牛蛙、红火蚁等入侵物种，其本身就是恶意引入行为的一环。

特别是红火蚁，据记录，大约在2004年前后，红火蚁开始在中国南部的多个省份被报告出现，包括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其入侵我国的主要方式正是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货物运输。

利用生物活体进行“投毒”，进行生物战，这在人类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

火蚁以及其造成的人员咬伤

相传曾经在欧洲肆虐的黑死病，就是蒙古军队用投石机将患鼠疫死亡的士兵尸体投进城内而加速蔓延的。

此外，欧洲殖民者故意将带有天花病毒的毯子作为“礼物”送给美洲原住民，导致天花疫情暴发，极大地削减了原住民人口。

而让中国人民最刻骨铭心的，便是臭名昭著的日本731部队，其进行了大量生物战和人体实验，包括使用细菌如霍乱、鼠疫等活体病原体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攻击，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上述生物战争案例虽然都算不上直接的物种入侵，但与物种入侵共享着同样的传播原理，即生物活体具有携带病原体进行定向传播的能力。

鉴于某些国家有着“好生物战争”的传统，故而对于这些恶意寄送含有外来物种的行为，我们应当将其上升到对待生物战争的警戒等级上。

四、如何防范外来物种入侵？

既然外来物种入侵危害性如此大，那我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首先，从立法层面，我国已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应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法律，为外来物种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

其次，从行政组织架构角度出发，防范外来物种的工作被分解到了多个部门，其中主要的有：

1.农业农村部：负责农业领域外来入侵物种的管理，包括农田、渔业水域等的监测、防控及科普宣传工作，以及相关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制定，指导防治工作。

2.生态环境部：负责生态环境领域的外来物种入侵管理工作，组织协调全国外来入侵物种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监测预警体系建设，以及生态修复等工作。

3.海关总署：主管进出境动植物检疫工作，负责对进口货物、运输工具、旅客行李等进行检疫检查，防止外来有害生物随物品进入国内。

4.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林草系统内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包括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中外来物种的监测、预防、控制和生态修复。

5.科学技术部：支持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包括生物防治技术、监测预警技术、风险评估模型等的研发，为外来物种管理提供科技支撑。

6.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注对人体健康有直接影响的外来入侵物种，如传播疾病的媒介生物等，参与相关防控策略的制定和公共卫生应急响应。

7.中国海警局：在海上执法过程中，配合开展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对可能涉及的外来物种入侵情况进行监控和处置。

8.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市场监管中涉及的领域，如食品、商品流通等，监督执行有关外来物种管理的规定，防止非法贸易和不当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