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党鞭制度的失灵。英国议会以纪律严明的党鞭著称，但当一个执政党出现深层派系裂痕，党鞭就失去了发挥作用的前提。议员们发现违抗党鞭不会影响选举前途，因为他们的选区基本盘已经被脱欧重构、并被改革党进一步搅动，和党魁没多大关系。党纪一旦失效，首相就只剩道德权威可以依靠，而道德权威是这十年来最稀缺的东西。

其次，媒体政治的极端化。英国小报文化举世闻名，但今天和以往的不同在于，社交媒体把放大效应又抬高了一个量级。约翰逊的“派对门”最初是一条匿名爆料，48小时内变成全国焦点；特拉斯的迷你预算案在债市出问题之前，已经被《金融时报》《经济学人》联手宣判死刑。曼德尔森-爱泼斯坦档案的发酵，从首次披露到迫使斯塔默为审查程序道歉，几乎只用了一个新闻周期。

第三，公务员体系和政客的紧张关系。英国引以为豪的“白厅传统”本应是政治动荡时的稳定锚。但过去几任首相都和文官系统闹得不愉快：约翰逊的高级顾问公开炮轰文官；特拉斯的迷你预算案绕过OBR；斯塔默的财政大臣和预算责任办公室长期摩擦。当政客把文官系统视为障碍而非伙伴，体制内的张力就会不断增大。

最后，我称之为议会主权的悖论。威斯敏斯特模式的核心是议会至上，但在政党碎片化、地方主义抬头、再加上改革党这种外部破坏者同时挑战两大党基本盘的今天，“议会多数”本身就变得脆弱而短命。首相很难再成为稳定多数的代表，更多时候不过是一个个临时联盟的看门人。

这些制度叠加在一起，让英国陷入了目前的奇怪政治循环。它的政治制度过于敏感，但治理任务越来越需要长期主义。NHS现代化要十年，能源转型要二十年，AI监管要持续迭代，但奈何首相平均任期已经掉到了两年以下。

频繁换相的代价，首先反映在财政和市场上。特拉斯事件给大家的教训是，现代资本市场对政治不确定性几乎是零容忍的。斯塔默被施压辞职的这段时间，10年期英国国债收益率一度触及5.1%的警戒线，投资者开始严肃讨论债务死亡螺旋的可能。英国年度国债利息支出已经超过1000亿英镑。每一次政治动荡，都在国债收益率上加一层风险溢价；更高的利息支出，又会反过来挤压公共服务预算，引发更多的政治不满。今天英国困境的真正根源，是脱欧的有毒经济遗产、负担过重的公共服务、长期资金不足三件事的复利叠加。而每一次首相更替，都让这条复利曲线再陡一点。

政策连续性当然也不可避免是受伤的那个。几乎每一位英国首相上台都会宣布“重启”一些东西——重启NHS、重启工业战略、重启能源政策。但重启的另一面是，前任做的事被推翻，下一任的事还没开始。卫生大臣辞职后，NHS向社区医疗转型的整套改革陷入战略真空。这种施政方面的半成品堆积，就好像英国治理的隐性税收，纳税人付钱启动了一个个项目，最后又大部分死在交接环节。

政府首脑走马灯式的更迭，也在消耗英国的外交和国际信誉。2026年1月斯塔默访华，是8年来英国首相首次访华，签下了阿斯利康追加150亿美元在华投资、苏格兰威士忌关税削减、互免签证等一系列实质成果。几个月前我在上海，看到斯塔默首相造访过的城隍庙点心店外不断播放着他来品尝蝴蝶酥的视频。这本可以是中英关系务实化的一个起点。但6个月后，斯塔默也要走了。那么这些协议的落地谁来推动？新政府是否会重新审视？都让人心里打鼓。

人们撑伞行走在英国伦敦大本钟附近。 资料图：新华社

不久前，我12岁的儿子跟我很认真地讨论英国的未来，我想避免两种过度的评估。

一种是结构性悲观：英国完了，威斯敏斯特模式破产了，大不列颠在不可挽回地走向二流。这种叙事在国内媒体上很流行，但它或许低估了英国的制度储备，这个国家的法治、央行独立性、白厅文官、大学、金融业，依然是世界级的，其固有的韧性，能否一定程度上抵御政治的频繁变化

另一种是廉价乐观，这同样是不够令人信服的。脱欧之后政党联盟的重构、党员民主化和议会制的错位、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新陈代谢，以及改革党这种新型民粹力量持续吸走两大党选民等等，这些都已经是不可逆的结构性变化。即便伯纳姆顺利接班，就能避免斯塔默的命运吗，恐怕也难。

更准确的判断或许是，英国进入了一个制度仍在、但执行出了问题的新常态。任何对英国未来的预测，都必须把这个折扣率算进去，投资、外交、监管、人才，所有需要长期承诺的事情，都要按两年一届首相的节奏重新建模。那么在这套新常态的政治机制下，英国是否还能完成任何需要超过5年的事？气候转型要30年，AI监管框架要10年，国防工业重建要15年，养老金改革要更久。这些事的时间尺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位英国首相的政治寿命。

英国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让这些长期事项脱离首相政治周期，交给独立机构、写入法律、建立跨党共识。这件事英国其实是有传统的，央行独立、OBR、Climate Change Committee都是这条思路。但要把这条思路从局部经验扩展到整个治理体系，需要的不只是制度设计，还需要政治精英之间目前最稀缺的东西——克制。要多克制一些，让想做事情的人有时间去完成事情，至少给一个机会。

然后这个国家还要应对一个对它来说更具深远政治影响的可能性——改革党在下次大选获胜。

英国下次大选最晚必须在2029年1月前举行。如果伯纳姆接任后政局稳定，大概率会撑到2028年秋—2029年初再触发大选；如果新政府蜜月期短、经济继续疲软，也可能提前到2027–2028年。

目前改革党在民调中长期排名第一或第二，得票率约28–32%，但英国赢者通吃的选区制（FPTP）对第三党极度不友好，比如2024年改革党拿了约14%的选票，最后却只得到5个议席。如果改革党的民调得票率进一步拉升到超过35%，工党和保守党选票又同时崩塌，就很可能形成三党分裂格局。最不济，改革党也很可能成为最大在野党，或以挂钩（confidence-and-supply）方式影响弱势政府。

这对英国的政治生态又意味着什么，只有天知道。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东不压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