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实践中，一些外国公司或个人在陷入“遵守美国法律则会违反本国法律”的两难处境时，会在美国法院提出“外国主权强制”（Foreign Sovereign Compulsion）抗辩。核心逻辑是：我之所以违反了美国法律，是因为我的本国法律强制要求我这样做，且如果不遵守，将面临严重法律后果。美国法院在遇到这种情况时，有时会启动“国际礼让”（International Comity）分析，并曾接受外国企业上述抗辩，豁免其违反美国法律责任。

例如，在“维生素C反垄断案”（In re Vitamin C Antitrust Litigation）中，美国进口商起诉河北维尔康等中国维生素C生产商，指控其合谋限制出口、操控价格，违反了美国《谢尔曼反垄断法》。中国厂商辩称这些行为系遵守中国政府实施的出口配额和行业协调政策。在此案中，中国商务部罕见地向美国法院发出信函，确认存在上述国家层面的强制政策，要求美法院予以采信。此案最终于2021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前达成和解，但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上诉审中支持了中国企业，认定应给予中国商务部的官方解释“决定性权重”。

在“蒂芙尼”案（Tiffany (NJ) LLC v. Qi Andrew, 276 F.R.D. 143, 151–160 (2011)）中，美国知名奢侈品牌蒂芙尼起诉了一些涉嫌通过中国电商平台销售假冒商品的商户，并依据《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申请证据开示，要求三家中国银行在美分行提供与售假相关的银行账户及财务信息。由于相关数据主要存储在中国，三家银行抗辩称如向美国法院提供这些数据将违反中国《商业银行法》，并提交了中国银行因跨境提供数据受罚的案例。法院最终承认中美法律存在冲突，并支持了银行的抗辩。

总体来看，美国法院在相关诉讼中进行“国际礼让”分析，是基于国际公法上的“外国政府行为”（Act of State Doctrine）、“国家主权豁免”（State Sovereignty Immunity）等国际法原则，实践中会综合评估几个因素：外国主权利益的强度、法律冲突的严重程度、美国国内利益的权重、外国法律的明确性及执行力度、对国际合作和外交关系的影响，以及当事人因遵守外国法律可能遭受的惩罚等。

华为昇腾芯片 资料图：央视新闻

这引出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假设有一家中企因“执行或协助执行”美国针对中国先进计算芯片的guidance而被美国商务部处罚，该企业是否可以到美国法院起诉，主张“外国主权强制”，要求豁免法律责任？

相关企业可能会说：自己只是遵守了中国的《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而非主动对抗美国出口管制；而且，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已经明确表示，任何“执行或协助执行”美国针对华为的制裁行为，都将面临中国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是在两国法律冲突之间被动受制，美国法院应当豁免其违反美国法律的责任。

然而，这类抗辩在现实中可能面临非常大的挑战。首先，近年来美国法院在涉及中国的案件中，对“国际礼让”的适用标准日益趋严，对中国企业提出的类似抗辩也越来越审慎，成功率不高。

更关键的是，一旦这类案件进入美国司法程序，美国政府几乎可以确定会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主张其发布guidance是出于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在进行“国际礼让”分析时，往往会更倾向于支持政府立场，认为国家安全优先于国际司法协作或商业合规困境。因此，即使中企能够提起诉讼并获得受理，也势必要打一场极为艰难的法律战。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东不压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