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为何成为“民族文明主义”的大本营

在这一轮思想变化中，俄罗斯具有特殊位置。2012年前后，俄罗斯开始更加系统地建构自己的民族文明主义叙事。它不再简单模仿西方自由主义，而是从东正教、国家主权、传统价值和反单极世界秩序中提炼政治语言。俄罗斯从自身文化传统、历史和宗教中提取独特价值观，再赋予其超越俄罗斯本土的普遍意义。当其他国家原有价值观导致社会危机时，俄罗斯这种价值观就可能对西方部分群体产生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并不是因为欧美右翼真的想变成俄罗斯人，而是因为他们在本国社会中看到很多问题。全球化和移民改变了社会结构，身份政治加深了共同体裂痕，传统宗教和家庭被边缘化，大学、媒体和司法系统被认为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生活。俄罗斯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制度模板，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替代答案。国家可以不把自由主义作为唯一方向，文明也可以不以美国主流价值为唯一尺度。

俄罗斯这种软权力不是简单的国家形象宣传，而是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俄罗斯试图用非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来获得吸引力，它确实提供了一个外部参照，使部分美国右翼相信，自由主义不是唯一可能，民族国家和传统文明也可以重新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也正因如此，美国部分共和党人对俄罗斯产生了复杂好感。从国家利益看，美国和俄罗斯有长期矛盾；从精神气质看，二者却出现越来越多相似语言。特朗普主义和普京主义都认为，政治正确、多元文化主义和普世主义正在伤害传统国家、传统宗教和传统身份，他们都认为自由主义在全球化、世俗化和普世化过程中威胁了各自国家的生存基础，因此分别以孤立主义、传统文化和国家认同重构进行回应。

因此，在精神层面，美国共和党的一部分人越来越能够理解普京。这种现象很有趣，也很重要。它说明，今天的大国关系中，国家利益与思想亲近并不总是一致。美俄仍然有地缘矛盾，但二者之间的价值观距离确实很近；中俄有战略合作，但中俄之间的联系其实远不如俄罗斯与美国共和党之间的那种亲近。中俄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但两国知识精英之间、民众之间的精神纽带还不够牢固；中美有现实竞争，但美国不同政治力量对中国的文明敌意程度也截然不同。

“文明”概念如何从边缘走向美国政治中心

在美国政治和学术主流中，文明长期不是一个核心概念。美国更习惯用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划分敌友：自由世界与不自由世界、民主与专制、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等等。20世纪早期，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谈论西方文明衰落，但这些观点在美国主流学术界长期不太受重视。到了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一度引发轰动，但也受到很多批评。美国主流精英更愿意相信福山式的乐观图景，即自由民主终将成为人类共同的制度归宿。

即便是2001年“9·11”恐袭后，美国主流政治也不愿把它定义成文明之间的战争。小布什政府强调美国并不反对伊斯兰文明，而是反对恐怖主义。这种表述体现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的基本信念，即不同文明之间当然有差异，但这些差异最终可以通过自由民主和市场秩序弥合。美国不是一个特定文明，而是一个能把不同文明融入自身的制度容器。

特朗普改变了这一点。2016年竞选时，他还没有成熟的文明理论，但他抓住了很多美国选民心中的不安：美国是否还像过去的美国？美国传统生活方式是否正在消失？移民、身份政治、大学文化和全球主义精英是否正在改变美国的根基？这些问题后来被重新包装成文明安全。它们不是冷冰冰的理论问题，而是许多美国普通人对日常生活变化的感受。

2025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使这种思路文件化。英文媒体报道，该战略文件猛烈批评欧洲，称移民、低生育率和欧盟政策可能导致欧洲文明抹除，并鼓励美国支持欧洲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时代》杂志认为，该战略把西半球、欧洲政治和民族主义运动放在突出位置，对中国则不再强调传统的民主对抗威权叙事。这个变化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大。它不是简单换了几个词，而是把美国安全问题的根源从外部意识形态敌人转向内部文明活力。

过去美国自由主义建制派认为，外部敌人是那些拒绝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特朗普的民族文明主义则认为，美国真正的心腹之患在国内，是放任移民、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和精英失职共同导致美国文明活力衰退。新版战略把文明安全放到突出位置，认为美国面临的生存性挑战更多来自美国自身文明活力、人口结构和精英政策，而不是外部意识形态敌人。

由此，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变化。中国仍是竞争者，但不再被他视为美国文明衰落的源头。美国的文明危机，在他的逻辑中主要由美国内部造成。这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关系变化的关键。特朗普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从意识形态敌意转向现实利益谈判。

随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人士出席中美元首大范围会谈。白宫

特朗普对华态度的重大转型

特朗普对中国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大体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18年至2019年中。特朗普主要把中国视为经济和地缘竞争者。贸易战爆发后，其团队内部一度有人尝试把中美竞争解释为文明对抗。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事务主任基伦·斯金纳公开称，美中竞争不同于冷战时期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而是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种人的大国竞争对手。这一表述很快引发争议，也被特朗普政府淡化处理。它说明，文明冲突话语曾经短暂出现，但没有成为第一任期官方对华路线的核心。

第二阶段是2019年中至2020年。文明冲突说受挫后，特朗普政府转向意识形态包装，试图借意识形态叙事构建跨党派对华强硬共识。他的下属甚至宣称“自由世界不改变中国，中国就会改变他们”，这是第一任期对华意识形态攻势的高峰。可是，这一路线并没有真正解决特朗普阵营的困惑：中国究竟是不是美国文明衰落的根源？美国国内身份政治、种族分裂、大学文化、司法体系和媒体生态的变化，显然不是中国造成的。把美国内部问题都归因于中国，很难长期说服选民。

第三阶段是2021年至2024年。拜登上台后，特朗普失去权力，深陷选举争议、司法调查和党内斗争。他的主要敌人不再是中国，而是美国国内的深层政府、民主党政客、部分不忠诚的共和党人、司法机构和情报机构。他在集会中多次说，美国真正危险的是内部敌人，甚至比外部对手更危险。与2016年、2020年相比，2024年的特朗普很少使用恶毒反华语言。除了承诺高关税和产业回流，他更多谈的是清除华盛顿腐败政治、处理非法移民、整顿大学和司法系统。

第四阶段是2025年重新执政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战略文件和政策实践，进一步区分了内部敌人和外部竞争者。特朗普更关心可量化、可宣传、可交易的成果。对他来说，中美关系不是价值改造工程，而是实力与利益的谈判。特朗普第二任期对华思路的最大变化，并不是美国放弃竞争，而是竞争的叙事发生了改变。中国仍是经济、科技和地缘竞争者，却不再是美国文明危机的主要解释对象。这个变化非常重要。

这次特朗普访华，可以看作上述转型的外交呈现。他不是来中国宣讲美国价值，也不是把中国当成等待改造的对象，而是以平视的方式同中国谈利益、谈秩序、谈可交换的条件。他对中国人民、中国历史和中国文明的赞赏，既有礼节性外交语言的一面，也有民族文明主义者看待另一种古老文明时的真实反应。过去美国自由主义者常常以制度优越感俯视中国，而民族文明主义者至少在相当多时候，更容易承认一个国家的历史根基和文明独特性。

为何部分民族文明主义者开始“平视”中国

过去，美国主流政治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待中国。美国许多精英认为，美国生活方式才是中国现代化的终点，中国只有不断接近美国，才算真正进步。今天，这种优越感在一部分美国人那里已经减弱。民族文明主义者更容易承认中国是一个有自身历史、文明和治理逻辑的大国，不是等待美国改造的对象。特朗普是一个民族文明主义者，他试图用美国文明来动员美国民众，当他看到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文明连续性时，也会产生某种尊重和钦佩。

这也提醒中国，我们同样不能用简单化的方式看美国。美国文明本身也有其独特创造力。当美国的民族文明主义者开始更平等地看待中国文明，中国也应更平和、更准确地看待美国文明。像特朗普看待中国那样，带着一点谦虚和好奇去看美国，反而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美国。

民族文明主义并不要求所有国家接受同一种制度，而是承认不同国家有不同历史、传统和政治组织方式。美国思想家约拉姆·哈佐尼在《民族主义的美德》中强调民族国家自我治理的重要性，认为不同国家保留自身传统和制度，形成了可比较、可借鉴的多样实践。这种思路与自由国际主义的一元模板不同，更容易接受文明之间的差异。

塔克·卡尔森采访普京

俄罗斯民族文明主义思想家杜金的变化很能说明问题。杜金早年在《地缘政治基础》中曾对中国持高度警惕甚至敌视态度，主张削弱中国。但近年来，他转而高度评价中国的独立性和主权意识。杜金认为中国没有落入西方主导世界的框架，而是成为反对大西洋主义的重要力量。类似地，德国选择党建立之初对中国持怀疑态度，但近年已经出现明显转向。

美国MAGA阵营内部也出现类似分化。塔克·卡尔森式人物反复提醒美国右翼，不要被华盛顿建制派带入盲目反华。他们认为，中国在国家认同、长期规划、反身份政治和社会整合方面，有值得美国观察甚至学习的地方。卡尔森可以被认为是理性保守派，他主张美中对话，以减少误解，而不是一味对抗。

更有意思的是代理副国务卿达伦·比蒂这类人。他虽然属于美国白人右翼圈层，却不敌视中国文明，甚至认为美国可以学习中国在民族政策和国家治理上的某些做法。这种观点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阁副官和助理官员中并非孤例。它说明，特朗普团队愿意吸纳一些对华更温和、甚至带有某种向中国学习倾向的声音。

当然，不能把这看成美国右翼根本上转变了对华态度。MAGA内部最敌视中国、最排斥中国学生、最主张经济脱钩的一批人，也往往集中在这个圈层。劳拉·英格拉汉姆、劳拉·鲁默等人代表的排外民粹声音依然强烈；班农式文明冲突派并未消失。美国国会两党中的对华鹰派也会持续施压。问题在于，已经有相当多的民族文明主义者与第一任期的新冷战思路拉开距离，这种转变还在继续发生。中方不能高估这种变化，也不能低估其中的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