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孟维瞻】

因《邓小平时代》一书而被中国人所熟知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于12月20日病故。

近年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作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坚持频繁发声，受到中美两国有识之士的尊敬。他的离去，也被看作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日后恐怕再难有人这么真诚地对待中国和美国了。

辉煌的学术成就

傅高义教授早年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后来在费正清教授的引导下肩负起了研究中国的重任。最初他对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展开田野调查。1960年代，他在香港对中国内地进行间接观察，并且对“逃港”的内地人进行系统的访谈，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Canton under Communism）一书。这本书对新中国成立后20年间的广州社会变化进行了独到的分析，以反对西方价值观偏见为原则。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有机会亲身来到广东，研究了广东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巨大变革，在1989年出版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他可能是第一个由广东省政府邀请的西方学者，在广东考察了八个月，也去了海南等地，重点观察企业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1997年，他主编的《与中国共处》（Living with China）一书出版。虽然当时很多美国人意识到中国将在世界经济和全球政治秩序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并未形成一致的政策主张。直到今天，这本书很多观点似乎依然站得住脚。

1993年到1995年，他学而优则仕，短暂地赴华盛顿从政。2000年退休之后，他依然笔耕不辍，每天工作8到10个小时。他以邓小平个人为切入点，耗费了十年心血，采访无数人，书写了这位改革家的一生贡献。

2011年，《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一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他在书中采访了包括邓小平子女在内的很多人，旁征博引，讲述事实。这本书也为他带来了不少麻烦，一些学术同行和美国的自由派认为他对中国的态度过于温和，他们继续坚持戴着“民主”与“人权”的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政治领导人。

在香港问题上，傅高义教授的态度非常明确。即使到了2019年，他依然坚持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政策非常成功，中国政府并没有主动违反“一国两制”原则。甚至他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我是北京，我不会容忍！”

2020年10月，傅高义接受台湾媒体采访，他给了蔡英文五个字：“要非常小心！”他特别提醒蔡英文，不要只听信美国单方面的声音，也要听一听大陆释放的信号，仔细解读其中的意涵。

今年7月，他曾经发出警告，“很不幸，中美两国有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尽管没人希望这样的局面发生，而且这将导致所有人的失败。”“今天，如果南海发生一场很小的摩擦，就可能会很快升级。如果不能对此有所控制，就很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每个国家都会成为输家。”“我们必须避免军事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

坚持原则的孤独者

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出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迷茫感。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来说非常重要，中国崛起关乎美国利益，美国需要有更多的人来研究中国。另一方面，近些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备受挫折，他们套用基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论框架，但是却无法解释中国，也没有准确地预测中国。这种挫折感使得不少人士纷纷退圈，放弃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改变研究领域。另据《经济学人》一篇文章统计，这两年，对中国语言文化感兴趣的美国在读学生的数量，已经下降了20%。

可以这样说，在美国的中国政策圈子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两种错误的观点在彼此进行争论，他们一直主导学术界和政策界，其他声音居于边缘地位。一派是温和派和友好派，但他们的“友好”是建立在美国有能力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的假定之上。这些人一直假定中国会从经济改革过度到政治改革，缓慢走向多党制，拥抱美国的价值观，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并且坚信这是中国保证自身繁荣的唯一出路。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采取温和的“接触”政策。

另一派则是强硬派。他们将中国描述为异质的“邪恶”文明，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虚弱的基础之上，一旦脱离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就会立即崩溃。他们百般唱衰中国，总能找到借口污蔑中国的成就。他们主张通过经济和军事手段围堵中国，以保持美国的霸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