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美国还有一部分人，幻想将台湾和香港作为“自由民主模范”。但结果是2019年美国对台湾和香港的介入，使得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话语体系被大大削弱，自由派精英几乎全部失语和陷入被动，自由主义不再是中国知识精英的道德标准。这样的政策既不符合美国自由主义目的本身，也无法将自由主义本身作为政策工具。结果是在中国激发了近30年空前的民族主义和低成本的团结精神，进而阻碍了阻止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战略目标。假如美国真的放弃台湾、香港，那么中国各界精英将会重新分裂，美国式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有可能会再次占据有利地位，中国可能会更容易被自由主义手段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尽管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最终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米尔斯海默是孤独的。在美国，他的观点虽然不能称为“政治不正确”，但他无法改变美国浓重的自由主义情结，无法扭转政治精英们对现实主义的条件反射性的厌恶。米尔斯海默对台湾和香港问题看得非常透彻，但事实是大多数美国政治精英几乎一致地被自由主义道德所绑架，他们无法达到米尔斯海默的战略高度。当然，美国政客这种犯糊涂的做法未必不利于中国，只要我们能看清楚自己的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米尔斯海默告诫中国对台湾和香港暂时忍耐，未来可有所作为。

米尔斯海默的战略主张会成为现实吗？

打压中国已经是美国战略界的共识，但是如何在打压中国的同时尽可能少地伤及美国自身，很少有人给出可操作的建议。米尔斯海默则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办法，尽管其缺陷是违反美国的传统道德。离岸制衡是最有效的孤立和压制中国的战略，同时还要配合一些必要的自由主义手段，为现实主义目标服务，这是一种“明智”的强硬政策。他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和《大幻灭》两本书通俗易懂，但主流精英无法体会其思想精髓，也无法付诸实践。目前美国对华战略依然被自由主义主导，尽管从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现实主义的色彩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制约，不同党派相互制衡。虽然他们表面上的对华战略似乎达成共识，但事实上对于如何阻止中国崛起，彼此的政策主张是相互矛盾和抵牾的。特朗普、希拉里、佩洛西虽然口中都在高喊反华口号，但做法都与真正符合美国现实主义利益的目标渐行渐远。从米尔斯海默的逻辑来看，与台湾、香港“忍痛割爱”是正确路线的第一步，但是很少有美国政客敢那样做。

为什么米尔斯海默主张阻止中国崛起，在中国却很有市场？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他对中国是非常友好的，更不是一个反华分子，他的理论并不将矛头针对中国，与“中国威胁论”没有任何关系。现实主义者认为所有国家都是恶的，文明无好坏之分，只不过中国是当下唯一一个能够挑战美国的国家而已。

2019年10月，米尔斯海默在中国大学演讲。图片来源：人大重阳

其次，他的观点多少体现了今天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承认，而且他的理论也可以服务于中国。进攻性现实主义并非主张进攻，事实上基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可能没有基于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那么好战，从米尔斯海默那里可以反衬美国主流战略界的碌碌无能。

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对白宫和国会山没有影响力，其知名度仅仅限于国际关系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因此中国人不觉得他的理论真的会成为现实上的威胁。正如知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所说，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策界对于现实主义的敌意是很明显的，像芝加哥大学这样可以接纳观点不受主流欢迎的学者的大学并不多。

很多中国人喜欢这样说，美国战略界有一个高明的、一贯的、深藏不露的战略，就是要遏制中国，但这种表述不准确。实际上真正高明的战略仅仅停留于象牙塔中，而且在美国国内层面也会受到掣肘。冷战结束后，美国通过自由主义来约束中国的目的没有实现反而使中国成为自由主义的最大受益者。自由主义政策的不断失败导致了特朗普的上台，而特朗普并没有什么战略规划，行动上是相互矛盾的，目前他发动贸易战的初衷几乎一个都没有实现，而且他破坏美国政治潜规则的做法使得国内“深国集团”酝酿对他的反扑。特朗普无法承受苦果，他的试验失败，对美国的极端反华派是一个打击，现在美国战略学界回到了主张重新组建价值观联盟来对付中国的老路上。

但是，正如米尔斯海默所看到的，自由主义战略对中国一定不会产生什么作用。在价值观战线上，中国对美国的防范能力是异常坚强的，只要中国保持政治话语的自主性，自由主义就只会服务于中国发展而非被美国“演变”。2020年和2024年谁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中国来说并不重要，除非他尊奉米尔斯海默为导师，并且有能力排除国内利益集团和目光短浅的政客的干扰。从美国的角度而言，现在主流的政治和知识精英依然在犯糊涂，看不清自己的国家利益。无论是对华继续“接触”还是试图“脱钩”，都夸大了美国改造中国的能力。

中国精英更要学习米尔斯海默

米尔斯海默反复宣称，目前还没有人能驳倒他的逻辑。这不是傲慢，而是事实。如果想驳倒他，只能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文化，二是国内政治。但是，文化是一个抽象概念，难以建立简约明了的理论逻辑。我们只能从国内政治层面来分析，有人称之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但我不用这个词，因为它尚未成为理论。而且很遗憾，目前没有学者从中国国内政治视角来入手进行分析。历史上，很多崛起国过早挑战霸权国，原因大多是民族主义的刺激。一战的爆发就是欧洲各国民族主义的高涨所致，事实上当时德国前后两位首相并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卷入战争的。日本走入不归路，也是因为内阁无法控制军队而一步一步被其拖入战争的结果。中国未来能否避免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取决于能否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控制国家发展的全局，保证政令统一，避免发展的过程中犯下颠覆性错误，这是中国与以往的崛起国本质上不同的最重要原因。

对于中国来说，适度利用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原则来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对于中国是利大于弊的。“自由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中性概念，“单极”世界的时候它服务于美国，未来中国强大后也可以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如何在自由秩序中获得更多话语权而不是被美国的话语体系绑架，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有一定迷惑作用，可以使美国延续对华“接触”政策，从而使中国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源来发展自己，延缓美国与中国“脱钩”和对华战略摊牌。如果美国有越来越多的精英放弃自由主义并接受米尔斯海默的政策建议，这将会增加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困难。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同样要为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服务，这一点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具有某种普遍性。以自由主义为目的的自由主义，则会让国家陷入危境，这一点上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该向米尔斯海默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