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里根一直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徘徊。一方面是关注铁幕背后的个人苦难：1981年5月28日，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刚刚获释的苏联政治犯约瑟夫·门德列维奇与被关押的苏联异见人士纳坦·莎兰斯基的妻子阿维塔尔·莎兰斯基举行了一场令人动容的会面。之后里根在日记中写道：“那些该死的毫无人性怪物，据说莎兰斯基的体重只剩45公斤，病得非常严重。我答应会尽我所能确保他被释放，我会做到的。”

另一方面，一旦美苏对抗失去控制，核时代导致人类毁灭的幽灵始终若隐若现。在1982年3月1日，一场代号“常春藤联盟”的模拟核战争演习让里根深刻意识到这种危险。当他在白宫战情室观看时，整个美国地图变成了红色，以模拟苏联核打击的影响。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员汤姆·里德回忆道：“他陷入了目瞪口呆，一脸的难以置信。一个小时之内，里根总统目睹了美利坚合众国被从地图上抹去……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

因此，里根对苏联的政策远没有他的大多数崇拜者愿意承认得那么一致。虽然同苏联异见人士的会面让他倾向于采取对抗路线，但对核战争后果的认识又让里根倾向于采取合作的路线。

尽管许多里根的支持者暗示，NSDD 32号与75号文件相当于对苏联发动经济战的宣言，但里根也曾多次采取行动减轻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1981年初，他解除了吉米·卡特总统前一年为回应苏联入侵阿富汗所施加的粮食禁运。1981年12月，当苏联支持的政权在波兰宣布戒严时，里根对从西伯利亚通往西欧的天然气管道建设项目施加了严厉制裁，但在西欧盟友的反对下，又于次年11月解除了制裁。

里根总统愿意放弃美国最有力的经济手段之一，却没有得到任何让步，这令鹰派人士感到沮丧。1982年5月，杂志《评论》的主编诺曼·帕德赫罗茨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以“新保守派对里根外交政策的愤怒”为题表达了不满。帕德赫罗茨抱怨里根对波兰戒严令的回应甚至弱于卡特对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的回应：“人们很容易记得卡特施加了粮食禁运与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但人们甚至很难记住里根的制裁措施有什么。”

如果保守派人士知道里根政府当时正在秘密接触克里姆林宫，他们会感到更加震撼。1981年4月，里根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寄去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亲笔信，表示他希望开展“有意义和建设性的对话，这将有助于我们之间履行寻求持久和平的共同义务”。1983年3月，在称呼苏联为“邪恶帝国”两天后，里根私下指示国务卿舒尔茨要维持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的对话渠道。事实上，里根就任总统之初就希望与苏联领导人会面，并在第一任期时感叹，苏联领导人“不停地换上来新面孔”。

如今，许多崇拜者高度评价里根有一份考虑周全的对苏战略，把施压与和解相结合。但这种方式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收效甚微，反而令苏联领导人感到困惑。多勃雷宁在1995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他（里根）的心中，这种不协调可以完美和谐地存在，但当时的莫斯科视这种行为是蓄意欺骗与敌意的体现。”

1983年，美国向西德境内的军事基地部署“潘兴II”中程导弹，引发局势紧张与民众抗议资料图

1983年，一系列危机的不断升级——包括苏联击落了一架韩国民航客机、苏联关于美国发射导弹的一次误报、以及北约一场代号“优秀射手”（Able Archer 83）的军事演习被部分苏联官员视作美国将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幌子——让人们对核战争的恐惧达到了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里根意识到世界末日的风险确实存在，于是有意识地收敛了鹰派作风。1984年1月，他发表了一次语调柔和的演说，谈到典型的苏联公民“伊万和安雅”与典型的美国人“吉姆与萨莉”有多少共同点，并承诺与克里姆林宫合作“促进和平”、“降低军备水平”。

问题是，当时的里根找不到促进和平的伙伴：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苏联先后经历了年迈的强硬派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与康斯坦丁·契尔年科的领导。直到契尔年科于1985年3月去世，里根才终于找到一位可以共事的苏联领导人，他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位真正的“黑天鹅”——从苏联体制中一步步崛起至顶峰，却最终导致这个体制的解体。

意料之外的崩溃

那些认为里根推翻了“邪恶帝国”的人通常会把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视作转折点，认为是里根总统和他的国防建设计划导致苏共选择了一位改革派总书记。这一主张的问题在于，1985年初，没有人能预测，就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知道未来他将成为一名多么激进的改革者。如果那些政治局的同事能提前预知未来，他们可能根本不会选择戈尔巴乔夫。这些人并不希望苏联帝国与自身的权力和特权一同走向终结。

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目的从来不是更有效地同里根的军备建设竞争。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他真正担心的是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在军工复合体上的财政投入之大感到震惊：估计占到全国GDP的20%、占国家预算的40%。

这并不能代表是里根发出的威胁/危机导致了苏联的破产，而是更多反映了戈尔巴乔夫自身的人道主义天性。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米勒（Chris Miller）指出：“当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成为苏共总书记时，苏联经济存在严重的浪费与管理不善，但并没有陷入危机。”在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饥荒与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去斯大林化之后，苏联政权本可以像其它更贫穷的共产主义国家（如中国、古巴、朝鲜和越南）那样，挺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

苏联的解体并非不可避免，也不是里根努力增加军费开支或遏制苏联海外扩张主义的结果。苏联的解体是戈尔巴乔夫不顾保守派同志们的反对，执意推行越来越激进的改革，即“开放”（Glasnost）与“重组”（Perestroika），并最终导致那些同志试图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意料之外且无意之中导致的结果。

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它在经济上破产了，而是戈尔巴乔夫认为它在道德上破产了，且拒绝通过武力来捍卫它。如果是其他任何一位政治局成员在1985年上台，苏联可能依然存活到今天，柏林墙也可能依旧伫立，就像分割朝鲜与韩国的非军事区一样。虽然里根并没有促成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他与苏联领导人的合作值得称道，因为当时大部分保守派人士在警告，总统已经被一位狡猾的共产主义领导人蒙骗了。

1987年，里根与戈尔巴乔夫在签署了《中导条约》后交换钢笔。 资料图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几乎在所有问题上意见相左。他们就苏联的人权问题和里根钟爱的“战略防御计划”产生了冲突。不过，尽管遭遇了暂时的挫折，1987年，两位领导人还是在华盛顿签署了历史上首份废除了一整类核武器的军控协议——《中程导弹条约》（IRNFT，美国政府已于2019年正式退出《中导条约》，观察者网译注。）。

1988年，里根夫妇前往莫斯科。访问期间，当两国领导人漫步在红场时，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萨姆·唐纳森发出提问：“总统先生，您还认为自己身处‘邪恶帝国’吗？”里根答道：“不，我当时说的是另一个时空的事情。”

压力不会带来和平

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里根在第一任期内对苏联的施压迫使苏联更倾向于谈判，但大量证据证明，里根在第二个任期内转向寻求与戈尔巴乔夫合作，令这位新任苏联领导人能够腾出手改造自己的国家并终结冷战。然而，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将里根第二任期的成功与第一任期的失败混为一谈，把错误的政策教训运用到今天处理对华关系上。

不计后果地加强与北京的对抗有可能重演1983年将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战争恐慌覆辙，这样的战略在今天更不可能取得成功。就算没有濒临破产，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与全球油价的下跌，苏联的经济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十分疲软。

而中国则成功地将市场经济与政治统领相结合，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如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指出，苏联经济在巅峰时期不过占全球GDP总量的7.5%，而今天的中国GDP占全球的20%。美国没有任何看似合理的“打败”中国的战略——甚至很难搞清楚“打败中国”意味着什么。然而，我们不难想象，美中双方不肯退让的强硬政策可能会增加人类面临核战争的风险。

美国应该继续执行遏制和威慑中国的政策、限制敏感技术出口，支持所谓“人权”议题，同时继续与中国领导人保持对话，以降低战争风险。这是美国两党总统在冷战时期对苏联采取的审慎态度。但华盛顿不应幻想它能够改造中国。

片面地追求对里根时期的苏联政策单方面的、漫画书式的解读，很可能会让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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