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技术依赖”视角下的悲观论调。

该视角基于中心—边缘体系的观点，认为无论莫迪政府如何推动改革并制造数据繁荣，印度国防军工技术仍始终难以摆脱对外依赖。

长期以来，历届印度政府都试图强化依附军工强国进行合作生产和共同开发的路径，以缩小产业科技差距，莫迪政府改革也不例外。然而，高技术国防技术研制生产往往需要核心人员的密切互动和“隐性知识”的传递。因此，想要复制先进的国防工业科技专业知识，往往需要原始设备制造商的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工程师和设计师言传身教。但这往往涉及印度国防工业改革无法触及的细节。

从现实情况看，印度也很难为获取技术而设置特别高的合作门榄，因为这必然损害印度获得关键武器系统的主要目标。在这种情形下，合资生产模式其实难以推动印度掌握先进军工制造技术，反而加深其对美国、俄罗斯、以色列和法国等技术供应国的依赖。

总体上，既有研究已对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的成效进行了较全面的评估，但无论是积极判断还是消极评价均缺乏深入且综合的分析视角。

既有研究大多聚焦单一维度（如政策文本、技术依赖或制度惰性），并未整合分析“政策—制度—技术”三维互动。技术民族主义视角过度关注宏大政策叙事，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数据与实际能力之间的割裂。制度批判视角局限于国内官僚体系分析，尽管深入探讨莫迪政府相关改革的指向性，但很少触及军工复合体与军政两界的利益共谋。而技术依赖视角虽然谈到结构性矛盾，但却未能解构印度“表层自主化”策略背后的核心逻辑。

同时，多数研究依赖政策文本解读或截面数据比较，缺乏动态追踪政策执行偏差的实证路径，也因此只能浅显分析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困境。

基于此，本文试图对比政策文本演变并交叉验证数据，揭示莫迪改革中“政策宣称—实际采购—技术发展”的断裂链条，深入分析印度国防工业发展的制度性困境与现实性后果，并以此分析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的限度。

二、莫迪政府国防改革政策的双重性：政策突破与执行落差

要深入理解印度国防工业的现实困境，必须首先厘清历届印度政府国防改革的整体情势与政策逻辑。

从辛格政府到莫迪政府，印度国防战略逐步转向积极进取，集中体现为国家安全保障与政治大国地位追求的双重诉求强化，这对印度军事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一视角下，国防采购程序的选代实质上正是印度推动国家军事能力建设、促进国防工业结构性转型的“政策手术刀”，体现莫迪政府的主旨目标与改革方向。

莫迪政府将采购规则与产业政策深度绑定，希望将国防采购从单纯的市场交易行为转变为撬动本土工业能力跃升的制度性杠杆。印度2011年、2016年和2020年三个版本的国防采购文件的选代表明，莫迪政府改革并非孤立的技术调整，而是试图通过顶层设计重塑国防工业生态的战略行动，其核心意图是打破传统公营部门的垄断、激活私营资本与跨国技术资源、构建“印度主导”的国防供应链。

然而，这种改革意图的落地成效始终受制于印度独特的制度土壤：一方面，莫迪政府大张旗鼓推动政策突破，彰显其对本土化与技术自主的迫切追求；另一方面，既有利益格局与官僚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客观上导致改革措施在执行过程中严重受制于路径依赖。因此，分析印度国防工业的困境，必须审视改革背后的双重性，特别是政策目标与现实执行之间的张力，才能揭示制约印度国防自主化进程的深层问题。

（一）政策突破：结构性创新与市场化导向

莫迪政府国防工业改革首先体现为重新定义采购类别，并调整相关采购优先级。从2011年国防采购程序（DPP-2011）、2016年国防采购程序（DPP-2016）与2020年国防采购程序（DAP-2020）关于采购模式的具体分类可以看出，莫迪政府对于本土化生产的需求不断增强（见表1）。

一方面，这三份国防采购程序文件表明，莫迪政府为相同或相似类型的采购名目制定了更严格的本地内容（Indigenous Content，以下简称IC）要求。如Buy（Indian）在2011年的要求是至少30%来自本地，2016年则增至40%，至2020年已达60%；而在2011年和2016年均无IC要求的Buy（Global）条目2020年也要求印度供应商至少30%来自本地生产。

另一方面，三份文件中还不断新增有关条目。2016年国防采购程序文件中新增Buy（Indian -IDDM）条目，首次突出强调本土设计、研发，旨在鼓励印度国防企业推动这类业务创新。同时，2020年文件去掉Buy&Make条目，新增Buy（Global-Manufacture in India）条目，鼓励跨国军工企业赴印投资设厂，这与之前的许可证生产模式有一定区别。

莫迪政府推动国防采购程序的系列变化，体现其期望印度国防工业从“进口组装”向“本土制造”的转型。

印度国防采购中关于“本土生产规定”的变化（2011~2020） 图源：《南亚研究》

其次，莫迪政府改革还致力于激活国防工业私营企业的活力。

DPP-2016将“战略伙伴”这一章节单独拆分、另行撰文，DAP-2020中则明确了“引进战略伙伴”的重要意义。莫迪政府认为，国防公共部门企业垄断印度飞机、潜艇、直升机和装甲车等主要国防装备的生产销售，且一直对私营企业享有特殊优势，希望通过改革推动私营企业在主要国防装备制造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莫迪政府构建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重构国防生产格局，要求私营企业与外国原始设备制造商建立合资企业或技术共享安排，以实现“技术吸收—本土化—出口”的战略闭环。改革文件明确规定，印度企业需要与外国军工企业签订技术转让协议，涵盖制造工艺、维护技术和研发支持等方面。同时，为鼓励更多跨国企业助力发展国防工业，2020-DAP还将外资占股上限从49%提升至74%，允许外资控股相关合资企业，旨在吸引跨国公司赴印建立本土生产线。

第三，在2020年的国防采办程序中，莫迪政府还强调简化国防采购程序，依托数字技术与数据库构建透明竞争体系，为有能力的供应商提供充分的参与机会。

新程序亦期望建立健全的制度来监督军工采购的各个阶段，降低流程中的不透明性。同时，新程序有意识地关注军工采购过程的灵活性，以确保印度的武装部队能及时得到重要装备，避免漫长的采购程序影响武器装备的及时就位。此外，莫迪政府还强调运用在线库存管理系统（Online Inventory Management System）追踪项目交付情况。

这些措施意图提升印度国防采购效率与透明度，降低流程处理所需时间，并通过数字化工具实现供应链溯源与技术长周期支持，使采购过程对行业友好，进而促进本土国防工业生态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