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卢荻】

过去几年，笔者在一系列文章（包括学术论文和媒体评论）中，着力建构一个论题，即：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变革呈现出趋同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模式”的迹象，正是这个趋向使得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同期世界范围的发展失落截然不同。

这个论题颇有可议之处，尤其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技术进步、不是廉价劳工，这无论是在知识上还是政治上，一方面固然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信条相抵触，另一方面又让那些坚信中国工人阶级始终是境况悲惨的人们无法接受、难以容忍。

必须面对的现实——生产率提升

所谓“黄金时代模式”，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之前、大约是1950-1975年期间的历史经验。这个经验的突出表现是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劳动力接近完全就业状态、以及前所未有的收入分配平均化程度，并透过发达国家的繁荣带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展，包括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也正是在这个环境中得以实现。

促成这个经验的因素复杂多样，始终还是体现为（建立在生产性投资持续增长基础上的）生产率提升，构成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力、社会发展的基础。

以生产率指标衡量中国的情况，在2000-2018 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即全社会就业人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8.7%，其中2000-2012年期间更达平均9.7%。这是极为快速的提升，显著快于整个改革开放年代前半期即1978-2000期间的平均7.6%、以及再之前1952-1978年期间的平均3.5%。这个提升速度远超同期世界范围的表现：以近似指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在2000-2012 期间，中国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是9.6%，而中国之外的全体发展中国家是2.8%，发达国家是0.9%。

这个生产率提升势头自2013起确实显著放缓，六年期间降至平均6.8%，迄今还见不到回升迹象。笔者在另文中作过论证，指出生产率提升放缓主要是来自世界范围的经济的金融投机化冲击、压抑生产性投资增长，而不是生产性部门的内在发展动力衰减。有理由相信，只要中国能够成功消弭金融化冲击，则长期上朝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还是应该能够持续的。

生产率中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时间

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可以是来自技术进步，也可以是来自劳动强度提高。所谓劳动强度，指的是劳动过程中的体力付出和精神紧张程度，用经济学术语，在新凯恩斯经济学的效率工资理论中指的是减少偷懒，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榨取理论中指的是从劳动力榨取劳动。

上文对劳动生产率的界定，是全社会就业人员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Y/L），这里的分母L是劳动者人数，不是劳动时间。那么，以平均每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长度作为劳动强度的量度指标，这应该合理。——在生产过程中单位劳动时间的工作定额通常是固定的，要改变就得投资，因此，当出现可以提高劳动强度的社会-经济环境时(例如失业增加)，雇主要利用这个机会压低劳动成本，应该会倾向于依靠延长劳动时间、而非提高单位劳动时间的工作定额，因为前者是社会-经济性质多于技术性质，所涉及的成本应该是低于依靠后者。

按照这个理解，可以看看中国的实际情况。在1990-2015年的二十五年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实际增长9.2%。可以相信，在此期间劳动强度确实是显著提高了，假设人均劳动时间增加了50%（譬如说每天从八小时增加至十二小时），这应该是偏高的假设，即便如此，年均增长率也就是1.6%，对劳动生产率提升的贡献只是六分之一稍多。有理由相信，劳动强度提高的速度在1990年代其实远超自新世纪以来的表现，而纵使假定两个时段的提高速度相同，因为2000-2012年期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实际增长9.7%，劳动强度提高的贡献也只是六分之一不到。

所以，可以判断，在2000-2012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主要是来自技术进步，而不是来自劳动强度提高，这个情况正与“黄金时代模式”相一致。

且慢悲喜，超越“黄金时代模式”

为什么说，劳动强度的提高速度，在1990年代应该是显著超过自新世纪以来的表现？理由是，导致劳动强度提高的社会-经济环境，主要是出现于1990年代下半期，这就是与私有化运动相关联的所谓“下岗潮”，即是在企业和事业单位（主要是国有部门）的劳动者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就业保障，以及他们在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上的谈判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在中国经济中，城镇单位属于“正规部门”，在世纪末之前一直有就国际比较看水平很高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的制度化保障，即使在之后直至今日也是远高于“非正规部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整体上，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在2000年底比1995年底减少了3689万人，在2005年底则比2000年底减少209万人，显示出“下岗潮”主要是发生在1990年代下半期、至新世纪初基本上结束。更精确的数据显示，“下岗潮”主要发生在1998-2000年，三年间减员3424万人，随后两年再减627万人，“下岗潮”的规模已经是远为细小，至2003年就不再减员了，并在随后十多年持续有所增长。

所以，在评价意义上，无法以“下岗潮”来否认新世纪以来生产率提升的事实，不能以那时广大劳动者阶层的悲惨情况来否定趋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判断。而作出这个判断也并不是要庆贺，只是说，与新自由主义改革主导的1990年代下半期对比、与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后进国家的情况对比，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的表现，显示出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确实是更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模式”经验也有其种种弊端，尤其是技术进步一方面呈现动力衰减趋势，另一方面其演变方向趋于加剧劳动异化，终于在1970年代中期走到了尽头。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劳动榨取理论的解释，归根究底，“黄金时代模式”的弊端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体现，即是资本的追逐利润逻辑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矛盾。那么，今日中国所面对的任务，就不仅是如何遏制滑向新自由主义、金融投机化，更根本是要探索如何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超越“黄金时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