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晓兵】

今天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纪念日，这是澳门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1999年12月20日，“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从构想转化为现实，澳门也从昔日葡萄牙占领管制下的一个特殊区域转变为中国依照宪法规定而设立的特区，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为澳门社会经济发展开启了崭新的局面，也让澳门特区成为探索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基本模式和宝贵经验的试验田和示范地。

去年“国家宪法日”前后，我非常荣幸受邀参加由民众建澳联盟主办、民众青年会协办的“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二十五周年——《宪法》与《澳门基本法》的实践与展望”专题研讨会。在演讲的过程中，我尝试对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历史过程进行回顾，对澳门特区实施“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进行总结，于是我提了这样一个主题，即“宪法爱国主义：澳门‘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

澳门半岛新口岸一带夜景。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为什么要提出来“爱国宪法主义”这样的一种基本模式，主要原因就是在澳门特区即将迎来二十周年的历史时刻，我们要思考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成功经验有哪些？其基本特征是什么？和香港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是否有一种区别？或者说，有一种什么样的特质让我们能够区分澳门与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

以“爱国宪法主义”来总结澳门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历史时刻的反思和总结。澳门在过去近二十年里，有一个非常突出而明显的特质，那就是澳门特区始终坚持了“爱国爱澳”的传统和基本要求。

在澳门特区实施基本法、展开“一国两制”实践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像香港特区最近几年出现极端的政治倾向，从最初的“占中运动”到后来的政改方案被捆绑否决，再到旺角风波，以至于激进的“港独”组织出现等等，“港独”思潮肆意传播，一些激进的政治行为大行其道，分离主义政治势力甚至登堂入室进入香港特区立法会。

这种情形和趋势一直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香港基本法，经过香港特区二十周年纪念活动的洗礼，在林郑月娥女士率领新一届特区政府成员就职之后的2018年，香港特区逐渐显示出对于“后占中”时代的一些极端政治行为逐渐进行清理，香港社会逐渐开始回归理性务实的轨道和立场。

那么为什么要把澳门特区的“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模式总结为“爱国宪法主义”呢？其中一个比较的出发点是，除了香港特区基本法实施和“一国两制”实践之外，欧美曾经有过“宪法爱国主义”的说法和实践。其实哈贝马斯是基于欧洲的背景、美国的榜样，特别是德国非常特别的宪法实施的经验和教训，而提出了这样一种超越民族主义的国家认同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即所谓的“宪法爱国主义”。这样一种以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宪法观、国家观，经过这么一种转换，而变成了以宪法观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的宪法观、国家观。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提法呢？实际上是基于德国的经验、历史和背景，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魏玛共和的失败、德国二战中的暴行、东西德的分裂分治，还有在美、苏、英、法四国占领下而展开的制宪、行宪活动，德国这个民族在其发展进程中必须实现对其民族主义的超越，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历史的包袱，一种负担，不仅不是一个加分项，反而会造成一种减分。

在此背景下，德国该如何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建构欧洲大厦的过程中扮演火车头的角色？从最初的煤钢联营、原子能联营、经济共同体到后来的欧共体，直到发展出欧盟这样的紧密型区域组织，进入21世纪之后，一个超级的欧罗巴合众国蓝图进一步呈现，将欧盟改造成为欧罗巴合众国的雄心和志向如何实现，一个基本路径就是通过宪法观念和宪法制度的再造来构建出新的欧洲大厦，生成新的欧洲认同，这个欧罗巴合众国的大厦就超越了传统意义的国家，而以这样一种具有宪法属性、宪法价值的规则为基础而构建起来。

也就是说，“宪法爱国主义”实际上是德国基于特殊的历史过程和国际环境，在突围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变种的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观念，或者说政治模式。德国在面临再造或者重塑的艰巨任务时，需要超越原来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形成新的民族认同，将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爱国主义，转换为以体现和浓缩自由民主价值的宪法观念为核心的爱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一种升华和重生。这种再造或者重塑的历史过程又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交织重叠，从欧共体到欧盟再到欧罗巴合众国，欧洲制宪过程更是要超越民族国家而转换为超国家的治理，这一过程又要通过宪法观念和宪法制度的再造或者重塑来得以实现。

欧洲学者所主张的宪法爱国主义也有美国经验的影响和启示，美国从早期相对独立的13个州发展成为更加强大的联邦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同样遵循了宪法爱国主义的模式，通过费城制宪这个过程为联邦奠定了制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的强化联邦的角色、权力和职能，不断的扩张联邦的势力，以至于今天形成了这样一个超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