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吴立群】

观察者网：在《火种》中，您提到为了写好这段历史，不但要读档案和原始资料，还要进行实地考察。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考察给您的认知和写作带来的影响吗？

刘统：我原来在军事科学院的时候，阅读了大量革命战争时期的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许多真实的历史情节，但有些细节问题记载得不是太清楚，所以必须要进行实地考察，这样才能把问题讲得更加具体细致。我可以分享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毛泽东浏阳遇险的经历。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曾经和斯诺谈过秋收起义之前他在浏阳遇险的故事。不过，当时只是大约地谈了一谈。后来，毛泽东的老乡谢觉哉写了一篇《浏阳遇险》，版本略有不同，他应该是听了毛泽东的讲述写出来的。

为了了解这段历史，我去到了湖南浏阳市张家坊镇七溪村。当时，毛泽东是在七溪村被两个民团抓住的，民团想勒索他的钱财，不过当地的族长兼团防局长最后还是决定放了他。

毛泽东被释放之后，就再也不敢走大路了，于是他走了几十里山路到了排埠村。他当时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农民，给他买了一双草鞋，还安顿了住宿。第二天，这位农民带路，送他到了铜鼓县城，这才脱险。

到那个地方去走了这一段路，你就能体会到当年毛泽东刚刚开始参加武装斗争，就遭遇了这么一场生死劫，对他来说是一个深刻的教育。干革命不是闹着玩的，随时可能掉脑袋。这样的教训也使得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格外谨慎，不轻易离开队伍。这是我从考察中得来的体悟。

油画《秋收起义》，图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第二个例子是红四军从圳下村到大柏地的起死回生之战。1929年2月，红四军因为没有粮食、生活困难，下了井冈山去寻找新的出路，路上遭到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特别是在寻乌县的圳下村，他们清晨突然遇到国民党的袭击，朱德、毛泽东差点儿遇难。

毛泽东、朱德和陈毅死里逃生归队之后，就翻山越岭来到了罗福嶂，暂时避开了国民党部队的围剿。从井冈山出发仅半个月，红四军三度大败，情绪非常低落，外加上饥寒交迫，部队几乎到了崩溃边缘。这时候想稳住部队非常不容易。

后来，红军一直走到了瑞金城北二十里的大柏地，在那里消灭了尾追之敌，这才起死回生。1933年，毛泽东再次经过大柏地，心潮澎湃地写下了《菩萨蛮•大柏地》，就是为了纪念那场艰难的战斗。

从圳下村到大柏地有好几百里地，我们今天是开车走高速公路，但是毛泽东他们带的部队是风餐露宿，一步一步走过去的，由此可想革命的艰难。

考察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地考察中，我们要数里数，看作战地形，和当地老百姓聊曾经发生的故事，这样才能真正明确某一场仗是怎么打的，具有什么意义，在当时起到了什么的作用。

观察者网：您的书前半部分讲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背景，感觉和近期热播的《觉醒年代》有些重合的内容。之后，您重点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为什么做这样安排？

刘统：《觉醒年代》主要表现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建党的过程，展现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的觉醒。陈独秀是一个开风气者，但他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擅长写文章和演讲，但他不是去搞武装斗争的实践革命。他能开创一个党，但是他不能走到底，这是他的局限性。

毛泽东一开始也是书生，但是真正搞起武装斗争来，他很快进入了角色，并且不断克服各种困难，最后磨练成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觉得革命是分阶段的，有的人能起到一定阶段的作用，但是他走不到最后。有的人能开风气之先，但是他不会打仗，所以也只能起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作用。而毛泽东从书生变为革命家的道路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比陈独秀的故事更加精彩。所以我这本书前半截写的是知识分子，也写到了陈独秀探索的历程，后半截写的是毛泽东探索革命的历程。这样一对比也能看出来，写文章和干革命还是不一样的。

《觉醒年代》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