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政策手段来看，过于追求超越地方能力的手段精准化容易造成精准行政困境。

虽然从理念上来看，精准地识别出贫困户并给予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但事实上，精准识别出贫困户的成本是极其高昂的，并且其前提是能够保障统一的标准。

对于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而言，尽管是要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不同地区对于绝对贫困的认知也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更为关键的是，通过付出极其高昂的行政成本来实现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在一些地区的意义并不是特别大。

比如在深度贫困地区，农民之间的分化差异原本就很小，但是地方政府需要按照上级分解的指标来精准识别出贫困户，这一问题就制造了很多基层治理矛盾。

例如某村庄有1000人，上级政府可能分解给村庄200个贫困人口指标，就需要在这1000人中通过倒排收入、社区识别等方式识别出最贫困的200人，给予政策支持。地方政府虽然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来对经济收入等进行测算并将指标分解下去，但是很难保障第201个人就绝对比第200个人贫困，甚至也很难保障第300个人就绝对比第200个人贫困。

越是贫困地区，农民之间的收入分化差距就越小，而依靠这种精准识别方式不仅代价极为高昂，而且实际意义也不大，更容易造成社会矛盾。

以笔者在西南古村调查为例，古村的典型特征是：群众文化水平低，全村近50%的村民没有接受过义务教育；种养殖经营管理粗放，规模小、收益少；群众安于现状，发展动力不足，存在等靠要的思想；山林面积广，人地矛盾突出，全村人均耕地约1亩，然而地块不平整，不便机械耕作，生产成本高。从住房情况来看，古村整体上比较贫困：全村332户，有19户居住砖混结构的房屋，多数家庭都住土房。

按照常理，一般能够在村庄中建造楼房的农户家庭经济条件都算不错，而古村依靠自己家庭能力建楼房的仅有6户，其余13户都为贫困户。在村庄中绝大多数农户多还住土房的情况下，这些贫困户率先依靠政策住上了楼房，这使得多数村民、村干部对此都很有意见，“现在建起来房子的，都是有点能力，有点想法的（贫困户）”，“那些真正很穷的人，条件很差的人，给他政策，都无法建起房子。”那些没有成为贫困户、勤劳苦干的农民还是住土房。

三是从制度设计来看，对基层的过度考核与超高标准评估也容易造成扶贫工作乱象。

精准扶贫的政策设计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扶贫领域的一次全方位尝试，为了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政策设计比以往更为周密。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各级政府也都极为重视，对贫困政策的监督频度和力度比以往都要大很多，基层政府的一些小微问题被发现后都会被严肃处理，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地方出错的成本和代价。

对于一线扶贫干部来讲，既要按照政策标准精准地识别出贫困户，又要把上级分解的指标落实下去，还要保障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及时化解矛盾纠纷。这些工作之间原本就充满很多张力，除此之外，还要保障落实下去的工作能够通过各级的监督和考核，并最终通过第三方评估，期间的压力和矛盾可想而知。

对于基层容错空间的不断压缩带来的后果是，基层干部为了自我保护，不得不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办事，还要做好各种材料报表等留痕工作。但问题是，基层工作的核心是群众工作，需要面临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政策情景，而规则的标准性就决定了其很难去穷尽这些复杂的社会情境，基层在面临无政策可依的情况下，原本有的可以通过发挥自主性来解决，但在容错空间较小的背景下，选择不作为反而更为保险。

除此之外，还有的地方会选择加码完成任务来获得认可。以易地搬迁政策为例，一些贫困地区为了打造亮点，集中大量的资源来建设易地搬迁村庄，甚至有的为贫困户建起两层楼房，配置好基本家电。虽然这样更容易获得农民较高的满意度，但也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其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更应该注意资源的使用效率以及分配的公平性问题。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中国贫困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广大人民的艰苦奋斗，也离不开扶贫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当前的扶贫政策赋予了贫困者前所未来的发展机遇和空间，而这一切归根结底还需要贫困者自身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中国的国家扶贫能力转型，既是在解决转型与发展所伴生的社会矛盾问题的过程，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架构不断调整以适应新阶段发展形势与任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贫困道路仍然需要在深化改革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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