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洪魔肆虐，家乡告急！”

近日，随着南方洪水席卷湖北、江西、安徽等多个省份，不少地区出现救灾人员告急的窘境。江西省九江市江洲镇更是写信呼吁18至60周岁之间在外父老乡亲速回抗洪，甚至有人发出感慨：1998年抗洪时也没见村里人手这么紧缺啊。

洪灾面前，谁来保卫家乡？空心化的村庄究竟承载的是乡愁，还是农民的退路？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村庄发展向何处去，空心村如何实现有效治理？这些都是横亘在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一道难题。

不完整的村庄社会结构

对于生活在中西部大多数普通农业型地区农民而言，其在本地发展主要受制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人均耕地面积相对有限的背景下，依靠传统的大田作物种植的收入远远难以支付家庭发展的各项支出；二是县域经济不发达，本地务工机会相对稀缺；三是教育、医疗等基础公共服务难以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等。基于此，农民不得不选择离土离乡的发展模式。

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对村庄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社会结构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性又深刻改变了传统乡村社会的生活和交往模式。老人照料、子代教育等由于缺乏年轻人的参与而容易产生一系列的危机，尤其是对于那些空心化较为严重的地区来讲，一些关于留守者自杀或犯罪等恶性事件也深深地刺痛了社会神经。

过去村庄社会的婚丧嫁娶等集体性活动主要通过邻里互助而得以自主性完成，其中的礼俗秩序因为村庄社会结构的完整得以有效传承。而村庄空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这些仪式性活动，因为缺乏有效的劳动力参与而不得不停办、简办，或者通过市场化的一条龙服务来寻求支持。除此之外，村庄治理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完整而面临着治理精英匮乏、群众参与不足、发展乏力等问题。

由于村庄空心化程度的不同，以上问题的表现也存在差异性的特征。基于家庭发展目标以及劳动力技能的差异，农民也会对家庭劳动力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分工。比如，有的地方对于子女的教育更为重视，因此男性是外出务工的主力，妇女则承担起照料老人、教育子女的任务，而有的地方更为注重经济资源的获取，因此夫妻同时外出务工的现象会比较普遍，由此带来的留守问题则会更加突出。

高速城镇化的另一面

长期以来，城镇化快速扩张与村庄空心化日渐严重是中国城乡关系变迁的一体两面。如果以常住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截止到2019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60%，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的转型。而在1949年建国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仅有10.64%，一直到1998年，城镇化率都在缓慢的增长，近20年来，中国的城镇化率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这在世界城市化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奇观。

进城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的核心主题。城市社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完善的公共服务、丰富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构成了强大的吸引力，使得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迁徙，过去乡村社会劳动力过密化的问题因此得到很大的纾解，进城的内涵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年龄段的农民身上展现出别样的意义。

在2000年以前，农民进城主要是为了务工，乡村社会的发展机会较为稀缺，大量的劳动力只有在城市中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管制的放松，农民渐渐走出乡村社会到外面寻找发展机遇。

然而，尽管进城逐渐成为主流，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其生活的面向终究还是乡村，打工收益取代农业收益而成为支撑家庭发展的重要资源。虽然不排除一部分群体趁着改革红利实现了从村庄人到城市人的身份转型，但是大多数人在奋斗多年后还是回到了故乡继续生活。也正是因此，从数据上来看，在2000年之前，城镇化率增长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在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制造业迎来了更大的发展契机。由于农村社会仍然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转移，人口红利使得中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有着无可替代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助推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对于2000年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而言，其生活和发展目标已经逐渐开始转型，不同于父辈仅仅将城市作为获取收入的重要场所，进城买房生活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发展目标。与此同时，伴随着国家的分税制改革以及90年代末的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地方政府将经营与发展城市作为重点工作，在土地财政的助推之下，城市版图迅速扩张。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实现了快速的增长，短短二十年间就已经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以往厚重的乡土中国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