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既然亲子否认之诉走不通，祖父母有没有其他合法途径来查明血缘事实并主张权利？

林立：个人认为，除了亲子关系确认之诉外，祖父母还可以通过其他合法途径主张权利：

第一条途径是侵权诉讼。如果孩子的母亲明知孩子非陆晓东亲生，却隐瞒欺骗，使老人在误信“是亲孙子”的前提下付出了八年抚养，那就构成对老人财产权益和精神权益的侵害，可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一般侵权条款和第1183条精神损害赔偿条款提起侵权之诉。一般侵权诉讼，并无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主体资格限制，但侵权之诉成立的前提是不存在亲子关系，故鉴定仍属获得证据的手段。

第二条途径是继承诉讼。如果陆晓东留有遗产，祖父母作为第二顺位法定继承人，有权对孩子是否具有第一顺位继承人资格提出异议。此时，亲子关系是确定孩子是否具有继承人资格的前提，同样不受《民法典》第1073条的主体资格限制。

观察者网：在法庭之外，本案引发全网热议，也出现一些情绪化讨论。公众和媒体关注此类家事案件时，应注意哪些法律边界？

林立：热点案件引发情绪化讨论，可以理解，但仍需注意一些法律边界：

第一，事实边界。“非亲生”目前仍是待证事实，而非既定事实。

第二，隐私边界。这个案子里有一个八岁的孩子，部分网络讨论中出现了对他的身份羞辱，这不仅是道德失范，也涉嫌侵犯未成年人的人格权益。

第三，程序边界。有些评论指向“司法不公”，但实际上法院援引《民法典》第1073条及鉴定程序规则，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是有依据的。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法院判错了”，而是“法律是否应当完善”。

关于媒体评论，总体而言，舆论关注促使法院更加审慎、判决说理更加充分，具有积极意义；但也要防止“民意审判”裹挟司法，以情绪替代证据，例如否定鉴定程序规则的意义、要求必须采信存在程序不合规的私鉴定报告。这些意见若被采纳，从长远看对法治的伤害可能远大于个案正义的得失。

观察者网：你刚提到八岁的孩子，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在涉及未成年人的家事诉讼中，法律如何平衡“查明事实”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

林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是《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基本原则，在涉及亲子关系的案件中必须遵从。亲子关系的认定改变的不仅仅是一纸判决，更决定了一个孩子的身份认同、抚养来源、继承权利、社会定位，甚至可能影响其整个人生。在这个案件中，孩子是最无辜的——一个八岁的孩子，如何承受“你不是你爸爸的儿子”这一结论？

正因如此，法律设定了多重保护机制，如诉权主体严格限定、鉴定程序严格规制、不公开审理等。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正是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

我们要把“道德判断”和“法律判断”分开，不能以“道德审判”替代“法律审判”。在道德上谴责欺骗、同情老人，完全合理；但法律的判断要考虑更多维度的利益平衡，包括一个无辜孩子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关注孩子、关注制度完善，可能比个案结果本身更具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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