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近日撰文，认为解决美国国债危机的关键，是美国停止刻意发动战争并削减军费。但他也承认美国国会“没有勇气这么做”。您认为美国要恢复财政纪律、实现债务良性发展的最大阻碍是什么？

李海东：萨克斯对美国国债问题的判断是准确的。美国政府总体开支中相当一大块都给到了军工复合体，以及与华尔街相关的许多投行企业，这方面的经费不会缺也不会削减。

相反，这一次达成债务上限的协议，不少涉及到民生的领域，比如学生贷、社会福利项目的申请资格，都受到限制或者削减。

这再一次表明，通过美国政府对待国债的态度，能够反映出来其真正代表谁的利益。军工复合体利益必须得到满足，8000多亿美元的庞大军费开支，丝毫不会削减。美国乐于在国际事务中频繁地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制造危机，然后向危机各方出售武器，令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绑架美国政策这一现实，决定了美国债务上限问题不可能根本解决。这对美国国内民生问题、经济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问题，都构成了巨大挑战。

过去20年，美国用于战争的财政支出之和约8万亿美元 图自：沃特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

换言之，美国解决债务上限问题的方式，是美国政治精英采取眷顾特定部门、机构与利益群体的政策。我相信美国民众对此也是非常不欢迎的，因为解决方案最终削减的开支，大部分涉及民生领域。这些资金与项目削减，暴露了美国精英与民众间深刻的撕裂与矛盾。

观察者网：5月份拜登出访印太地区时，就因为着急回国参加债务上限谈判，临时取消了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的行程。您认为这次债务上限问题，对美国的国家信用与形象有多大影响？

李海东：通过这次事件，全世界都见识到美国外交深受国内政治的影响。如果不能全面深刻把握美国内政的情况，就无法准确判断和理解美国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内政现在是极端分裂，甚至道德底线不断拉低。这从特朗普时期开始，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想到美国外交会呈现出类似的风格，左右摇摆，缺乏道德，缺少连贯性与感召力。

美国在盟友眼中的形象也会受损。比如拜登“放鸽子”，跳过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四方会谈”，澳国内当然有许多不满意的声音。但事实上这就是美国的传统。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人物相互攻讦、抱团与出卖是常事，对自己人尚如此，何况对他国？历史上，美国自刚建国开始，对待帮助自己打赢独立战争的法国，也是合则用、不合则弃的态度。在中东、拉美、非洲的许多地方，包括如今的乌克兰，美国对待盟友的态度始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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