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印度2015年修改了GDP的计算方式，其随后成为了世界GDP增速最快的国家，2016-2017财年GDP增长率更是达到了8.2%，在世界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成为了全球资本重点关注的对象。但是从例如国内摩托车、汽车销售增长率、零售贷款增长率、航空客运量和铁路客运收入、水泥生产量、钢铁消耗增长率等传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指标来看，莫迪第一任期的实质表现都不如上一届辛格政府；“废钞令”和商品服务税法案（GST法案）的阵痛和影响还未远去， 2019-2020财年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又跌至5%；2019年印度失业率更是创近40年来新高。其它民生类议题例如雾霾、河流的环境治理，公共卫生、公共医疗投入以及教育支出等方面更是表现平平。

诚然，经济表现和民生水平的提升也许存在滞后性，但显然印人党政府不希望这些话题成为选民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反而更希望传统的“印-穆”话题继续占据大众关注的视野。

长期意图表现在，CAA的推出似乎成为了新一阶段宗教政治的抓手。

2019年11月9日，在纪念柏林墙倒塌30周年的同一天，印度最高法院宣判了印度历史上争议最久、宗教及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阿约提亚“巴布里清真寺-罗摩庙”的土地归属争端，尽管最终的判决仍无法使得多方满意，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终究尘埃落定。阿约提亚争议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宗教冲突总算结束，一些学者和媒体甚至高兴地喊出，“是时候向前看了”。换句话说，印人党政府以及印度人民是时候更多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切实发展了。

可是，从2014年印人党提出CAA的初始构想，到2019年力推通过议会成为正式法律，一方面不断加深印-穆之间的裂痕，穆斯林群体被边缘化的感受日益增强；另一方面，印度教徒特性（Hindutva）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作为印度族或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建构过程中的重要内容，印-穆界限与印-穆议题又会始终存在。

如果说“向后看”，以阿约提亚为代表的宗教冲突更为显性或冲突形式更加直接，那么“向前看”，以宪法370条款的废除、NRC+CAA组合为代表的制度性改变则更为隐性，对印-穆关系的影响却更为深远。

参考文献：

[1]“Election Manifesto 2014: Sabka Saath, Sabka Vikas”, Bharatiya Janata Party, 2014, p.40.

[2]Article 14, 15(1), Part III, Constitution of India.

[3]Rahul Kanwal, “Will Provide Citizenship to Persecuted Minorites: Rajnath Singh,” India Today, Dec.8, 2019.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once-rafale-is-inducted-our-enemy-will-think-very-hard-before-doing-anything-air-chief-bhadauria-1628754-2019-12-16. (accessed on Dec.15, 2019).

[4]Vijaita Singh, “Citizenship Bill: Northeast to See Publicity Blitz,”  The Hindu, Jan. 18, 2019.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centre-in-damage-control-over-citizenship-bill/article26029896.ece. (accessed on Dec.17,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