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治问题

政治学学者马丁·吉尔森和本杰明·佩奇研究了约1800份政策提案，结果表明只有最富有的10%的美国人支持的那些提案最终变成了法律。经济精英和商业集团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有持久的影响，而大众和代表大众利益的团体影响力却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富人对政治的主导等于剥夺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不富裕的美国人实际参与政策与法律制定的利。

民主制度的参与度使得美国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一再降低。皮尤研究中心关于美国人对政府态度的调查显示，2015年仅有19%的美国人一直信赖自己的政府。国内一落千丈的信任度也影响了美国吹嘘的“民主制度”在国际市场上的典范作用。

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民主制度是其兜售给全世界的美国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但是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彻底打破了民主的“灯塔”。这次大选从头至尾充斥着低级的抹黑爆料和恶毒的人身攻击。特朗普的“录音门”事件让人质疑美国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和品德；希拉里的“邮件门”风波则更多的揭露了美国各党派内定候选人、打压同僚参选者的丑恶嘴脸，让人对“民选”的效力产生怀疑；而特朗普“不会接受选举结果”的论调，更是背离了民主中“愿赌服输”的应有含义，更让人质疑美国民主选举制度的有效性、正确性和优越性。

美国民主制度的正当性遭到了严重打击。希拉里和特朗普的三场辩论，拉低了美国政治话语的底线，缺乏政策辩论中应有的深度，引起舆论和美国人民的广泛反感。特朗普的极端言论撕下了“政治正确”的面纱，展现了美国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和诉求的冲突，而民主制度却无法起到调和和改善矛盾的作用。这些冲突还体现在特朗普当选后美国发生的多次大规模的“反特朗普”示威游行以及“挺特朗普”游行中发生的肢体冲突和流血事件。

美国政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已经导致它功能失调。政治极化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民主和共和两党的选民票仓高度对立，迫使其政党上层在重要议题上坚持自己的极端立场，因此很难达成妥协。此种政治极化严重到导致政府停摆的状况。最有代表性的是2013年围绕奥巴马政府医改法案的斗争，双方都拒绝作出任何妥协，最后竟导致政府暂时关门。

妥协文化的消失，严重降低了国会的效率。第112届和113届国会制定的法案数量都不到300项，是历史最低点。福山把这种缺乏妥协，极化严重和利益群体兴起影响政府举措的体制称为“否决政治”。

特朗普从即任起，明确表示要废除和替换奥巴马医保，并且敦促共和党内提出新的法案。3月24日，共和党正式撤回了新的医保法案，继续执行奥巴马医保。原因在于占据众议院241个席位的共和党人，竟然没有获得216票的党内支持。由此可见，“否决政治”不仅存在于两党之间，即使是在各党内部，对立也难以调和。

(一) 亨廷顿的“药方”

亨廷顿在50多年前就给美国开出了“药方”，其治国良方提供了8条具体的建议：

强化西方文明内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一体化，不给其他文明挑拨离间西方国家关系的可乘之机；欧盟和北约应该吸纳地处中欧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加强与拉美国家的密切联系，尽可能促使拉丁美洲“西方化”；在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方面，约束伊斯兰世界和华人国家的发展；尽量使日本仍然倾向西方，而不是倒向中国；认可俄罗斯在宗教上的和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俄罗斯有权保障其南部边境的安定；在科技和军事实力上，始终维持西方社会的优势；首当其冲的是，一定要意识到引起世界动荡和全球冲突最可能的唯一原因就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社会的干涉。

简言之，亨廷顿认为美国应该停止向全球输出西方价值，采取战略收缩，维护西方文明的独特性。

(二) 特朗普政府的阻力与战略本质

在国内冲突和矛盾让人疲于应对的情况下，亨廷顿的建议显得十分中肯。保障国内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似乎成了特朗普政府的重中之重。特朗普政府的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亨廷顿的建议，对外输送美式价值观不再是其光荣使命。但这不代表美国愿意舍弃其长久以来称霸世界、支配世界的霸主地位。另外，特朗普本人的力量撼动不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再者他也并非真正要抛弃美国通过霸权获得的利益。

1. 政治牵制

首先，美国的政治体制制约了总统的权力。特朗普的冲动言行受到两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平衡。特朗普签署的“禁穆令”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激烈讨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很强烈。地方法院和美国司法部轮番上诉，展示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对抗，对特朗普的行为产生了约束。

政治制约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为了捍卫自己在几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攫取了巨大利益。特朗普无法动摇这些实力雄厚的集团，例如索罗斯就是金融财团的代表。他们不仅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获得了物质利益，而且极其享受操纵和把持世界事务的快感。为了提高本国就业岗位的数量而舍弃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之内。

特朗普就职后经常在Twitter发布消息，攻击CNN、《纽约时报》等传播“虚假新闻”，不值得信任。2017年2月24日白宫召开的非正式记者会在会前临时更换场地，有意漏掉了这几家传统主流媒体。这种看似无礼的行为有其前因。

这几家媒体分别隶属于被顶层精英人士和建制派掌控的垄断金融财团，比如CNN是时代华纳旗下的公司。建制派和精英团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支持立场一致的希拉里。大选时，时代华纳集团及其员工为希拉里募捐了约55万美元，特朗普只收到约一千美元的捐资。CNN在大选中炒作爆料特朗普的“录音门”等事情，抹黑特朗普的形象。在特朗普就任后，他们继续利用自己的媒体优势，不断制造议题，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抨击特朗普的政策和决定，以此来否定其执政水平和能力。

建制派同标榜“反建制派”代表的特朗普水火不容，舆论战场的激烈对峙就是不同力量集团搏斗尖锐化的外在表现和不言而喻的结果。

2. 经济牵制

试图利用贸易保护的政策来减轻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在实践中难于推行或者于事无补。前有胡佛总统的失败案例为鉴。为了跳出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泥淖，胡佛颁布了非常严苛的保护贸易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该法案对约900种国外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平均高达53%。欧洲诸国对这种损人利己、妄图独善其身的举动表达了强烈不满并进行了猛烈的报复。结果该法案也未能使美国走出极端低迷的经济状况。

特朗普在竞选中多次提及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迫使美国制造业回归国内。但这样只会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美国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之所以能够长久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的廉价日用品。提高关税必然会导致生活成本的增加，直接影响到民生水平，引起民众不满，而这种恶性循环非常有可能降低特朗普的支持率。

因此，特朗普及其团队不仅没有禁止中美贸易，反而积极开展中美全面经济对话。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之厚重、体量之巨大促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认真考虑之前妄言的提高关税、退出WTO等使“美国经济独立”的措施，因为贸然挑起贸易战会给美国招致无法承受的灾难性后果。

3. 军工复合体的利益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在经济不景气，就业率极其低迷的条件下，可以利用增加政府财务支出的方法来推动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例如提高军务开销，利用战争的杠杆作用重新启动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转。美国曾经多次运用这一法则来提振经济，比如加入伊拉克战场。

特朗普政府也想使用凯恩斯主义来摆脱美国经济发展缓慢和社会矛盾难以调和的现状。2017年2月，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2018财年联邦政府财政预算中表示将为国防增加540亿美元的投入。此外，特朗普对奥巴马政府的“遗产”持有否定和废除的态度，唯独对“萨德”反导系统手下留情，不顾中韩等多方抗议，切实完成在韩国的部署。

特朗普多次表示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是美国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大选伊始，许多在役和退伍军事将领就和特朗普结成联盟，全力支持特朗普竞选。退役三星中将弗林多次为特朗普的竞选集会摇旗助威。但因涉嫌私下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讨论美对俄制裁问题，在民主党的极力抗议和媒体的大肆渲染之下，弗林不得不被迫主动引咎辞职。此案重挫了特朗普还未全面展开的新政，形成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掣肘。

尽管有弗林案在前，但是特朗普团队中云集的将军们，仍然是美国军界与特朗普沟通的渠道。因此特朗普政府拟定的2018财年预算中，国防预算总额达到6390亿美元。其中不仅包含用于现役部队的预算增加，美国老兵事务部的预算也增长了44亿美元，用来资助老兵的医疗保险。

这次的预算案是特朗普对军方和军火商的直接支持。美国军工复合体也会坚决维护对外扩张的战略从而谋求更大的收益。尽管特朗普屡次宣称美国花费了高额税收用于确保盟国的国防安全，但他全然没有撤军或减少其他军事开销的打算。在同欧洲及日韩盟友会面时，特朗普抛出撤军的言论恐吓对方，只是为了从对方身上获取数额更大的军需费用，因为真正的撤军会削弱美国的霸权地位。

特朗普精明的商人手段、用最低成本维持最大霸权的目的，及其在军事上继续扩张的战略态度展露无疑。为自己拟定一个假想敌，从而顺利使民众关注国外，淡化国内冲突，是美国作为霸权国家的常用伎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特朗普政府虽然声称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别人，并且在内政外交中表露出全面收缩的势头，但不代表美国要回到19世纪的“孤立主义”，其本质仍然是保障美国的“霸权红利”。随着西方硬实力的衰弱，其价值观和文化吸引力也随之减弱。西方也无力再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其他文明社会。

西方国家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以适应新的情况。在国内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民生问题突出、种族冲突和阶层分裂等矛盾层出不穷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原则，是一个必须而明智的选择。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总统仍然逃不过历史的窠臼。

亨廷顿已经给出结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世界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才能够最有利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面对美国暗潮汹涌的战略扩张意图和“重回亚太”的野心，我们应该提高警惕，更加巧妙地应对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