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经济学人 翻译/马力】

早在700年前，在从日本海岸延伸到红海的海上贸易路线上，到处都是阿拉伯、中国和爪哇的帆船，他们在这条贸易路线上运送陶瓷、贵金属和纺织品等物资。在这条贸易路线的中心，一个被称作“新加坡”的贸易据点蓬勃发展起来。在欧洲帝国的水手到来以及亚洲商品进入更遥远的市场之后，这个庞大的遍及亚洲内部的商业网络终于被打破了。

而今天，新一波地区秩序的整合正在进行当中。20世纪末的“亚洲工厂”模式，为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繁荣提供了惊人的推动力，在这一模式当中，这些经济体为美国和欧洲消费者提供了大量产品。1990年，由于亚洲生产的大量产品涌向西方，亚洲内部贸易仅占46%。然而，到了2021年，这一比例已提升至58%，接近欧洲69%的水平。更大的区域贸易规模也促进了资本流动的增加，使亚洲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亚洲商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它将重塑亚洲大陆经济和政治版图的未来。

这一进程的启动始于上世纪90年代以日本为中心的先进供应链的壮大，后来这个中心又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不久，中间产品（也就是作为成品一部分的那些零部件）开始大量地跨境流动。其次是外国直接投资（FDI）。除香港、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之外，亚洲投资者目前拥有本地区59%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高于2010年的48%。在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和日本，来自亚洲的直接投资份额上升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位于26%到61%之间。

在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9）之后，跨境银行业务也变得更加亚洲化了。在危机爆发前，本地银行在该地区海外贷款中所占份额不到三分之一。借着西方金融大鳄撤退的机会，他们现在占到了一半以上。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大型国有银行走在了前面。从2012年到去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贷款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了2030亿美元。此外，日本的大型银行也在扩张，以缓解在国内利润微薄的困境，新加坡的大华银行（United Overseas Bank）和华侨银行（Oversea-Chinese Banking Corporation）也是如此。

西方政府的影响力也出现了下降。新加坡iseas-Yusof Ishak研究所最近对东南亚研究人员、商界人士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约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然而，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该地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力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中国政府主导的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投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官方援助和政府推动的投资也在增长。

上述这些趋势可能会加速演进。面对日益恶化的中美关系，该地区依赖中国工厂的公司正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寻求中国的替代者。与此同时，很少有老板愿意完全放弃中国的生产基地，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两条亚洲供应链，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额外投资。贸易协定将加速这一进程。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将增加对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之下，由于美国在2017年放弃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亚洲出口商已不可能获得更多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

来自私人信贷公司adm Capital的萨比塔·普拉卡什（Sabita Prakash）指出，建立新的供应链意味着物流是亚洲内部投资可能增加的一个新领域。对此类私人信贷公司来说，为寻求可靠收益的投资者和寻求融资的项目双方牵线搭桥在亚洲一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而且可能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从2020年到2022年年中，东南亚和印度的私人信贷市场规模扩大了约50%，达到近800亿美元。同时，其他大型投资者也在转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着新加坡部分外汇储备的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gic正在斥巨资建设新的供应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