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为理性，也不为人心

俄罗斯新的政策正在形成，说其新，表现在将以更加个性化的态度对待每一个邻国。

这种新政策的基础是尊重各国主权，同时考虑不同国家对俄罗斯领土安全的重要性。

这种新政策能够使用共同的历史遗产，但不能成为历史遗产的人质，同时依赖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独特地缘政治地位，可在多个战区行动，并通过增强与邻国互动的灵活性，实现保障自身安全政策的持久性。

为使这一政策取得成功，灵活、开放的互动哲学应该成为其周边地区合法的国际秩序的基础。俄罗斯对这种秩序的形成负有特殊责任。这一进程不可能是简单的，也不可能按照制度有序实施，但这一进程要符合俄罗斯国家利益。

俄罗斯不大可能追求在其周边形成清晰的分界线，尽管在某些邻国相对古老的进程中，希望出现这种情形。文明的边界取代自然地理障碍，在国际政治上尚无先例。土耳其与现代欧洲政治文化的差异已成为土耳其融入欧洲共同体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正是因为存在着地理先决条件——博斯普鲁斯海峡将欧亚两洲分隔开来，虽然土耳领土的极小一部分位于欧洲海岸。

芬兰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体系中处于特殊地位，恰恰是因为它们之间有最长的陆地边界相连，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同样地，欧盟东扩后试图建立行政-文明边界，以取代自然边界，成为当前欧洲国际秩序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无论像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的内部变化进程走得多远，它们与俄罗斯之间缺乏天然屏障，其国家性的命运对莫斯科来说必然非常重要。况且在这些国家的另一边还有另一个国家，我们无法相信这个国家能够维持长久稳定。无论土耳其、巴基斯坦或伊朗的外交政策看起来多么自信，这些国家在维持国内秩序方面都经常遭遇到各种困难。对安卡拉、伊斯兰堡或德黑兰的影响力寄予希望，认为它们可以稳定俄罗斯周边国家的局势，是非常轻率的。

普京：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无路可退” 截图来自路透社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俄罗斯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有必要取悦于周边国家民众。 争取“理性与民心”的概念本身似乎就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假设，即武断地否认合作伙伴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一概念是20世纪下半叶历史的产物，当时欧洲列强、苏联和美国正在应对民族自决运动的爆发。这一过程发生在两极激烈对抗和相互排斥的意识形态之间进行斗争的条件下。两种意识形态都要传播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传播与主权国家的权利相冲突。在大国竞争框架内，每个国家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新独立的国家不仅能够在形式上独立，而且能够在不受外部影响的情况下独立思考。

影响公众舆论当然具有重要意义。况且，政策的大众基础不大可能缩小。一百年来，当大众的意见真正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所有国家都形成了一种与舆论互动的统一模式——制定标准并强制大众意见与之相符。在国际关系中，心理战不仅逐渐成为冲突期间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而且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惯例，即便双方合作期间也是如此。

从定义来看，如果俄罗斯不去左右邻国的舆论使其有利于自身的话，那么其他竞争性的大国也会去这样做。换言之，呼吁莫斯科更积极地争取邻国居民“理性与民心”，无非是要求俄罗斯在其领土上与第三国进行激烈的心理战。但是，这种战斗越是激烈，俄罗斯的邻国获得独立和理性思考的能力就越是远去。随着俄罗斯获得宣传自己的机会，它们的空间就开始逐渐变成没有独立意义的零和博弈的地区。

考虑到我们假设俄罗斯的战略重点恰恰是邻国的独立性，争取邻国“理性和民心”本身并不是俄罗斯政策的优先方向。但这仍有必要：首先，提高俄罗斯的吸引力，以改变其人口状况；其次，帮助新独立国家的精英形成决策能力，使其遵循理性选择，而不是依赖于外部所传授的观念。这项任务当然非常复杂，远比通过国家政策培养一批对俄持积极态度的邻国公民要难得多。惟其如此，这种做法才可为战略上更加稳定的局势创造先决条件。

为此，俄罗斯必须摒弃将邻国武断地视为自身势力范围的历史经验，奉行利用自身独特实力的政策，而不是依赖于自身实力，不是将其作为保持特殊地位的先决条件。

俄罗斯的力量不在于邻国依附于它，而在于在任何情况下其行事能力都比竞争对手更加有效。在力量平衡条件下，后苏联空间的主导地位是既定的，这种既定性总是因准备使用武力而得到增强。这种主导地位是俄罗斯有意使其邻国独立做出对外政策决策的主要原因。

俄罗斯的邻国不应抱有莫斯科会为其忠诚买单的幻想，也不应认为可以忽视共同地缘政治空间内客观的力量布局。理解这一点，应成为改变对俄罗斯历史认知的可靠方法，不应将俄罗斯视为宗主国，而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虽然按照定义来说它是一个友好大国。自主决策的能力意味着其行为不是基于历史经验，而是出于对其地位的理性评估。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表现出这种能力，其关心的是其与西方的冲突不要演变成为危险的军事对抗。

为实现更长久的成功，俄罗斯必须调整其周边政策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其内容总是要取决于更具广泛性的考虑——全球范围内力量平衡的变化，与中等博弈者（欧洲、土耳其、伊朗）的关系，以及邻国的内部演变。现在还不能说哪种方法将使俄罗斯的行为在纯粹的对外政策行政管理中取得成功。

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能否完成政策任务，将取决于上述条件。参与者在实力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没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在这一空间就难以形成地区性国际秩序。每个国家都不应在统一的规则和义务体系框架内，而应在与外部伙伴的双边关系中完成最重要的发展任务，俄罗斯在其中则占据中心地位。从本质上说，俄罗斯因素是这一空间内唯一的系统性因素，其他国家都在因应这种因素的影响调整自己的政策。俄罗斯对邻国的命运负有特殊责任，其自身安全与邻国的命运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