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武器出口对于日本激活军工产业的重要意义

相比起国内的松绑，日本军工行业的出海向洋更值得警惕。正如前文所说，日本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单纯依靠自产自用，再武装的进度将大打折扣。国外市场对于日本军工，将集市场场景、资本与技术各要素相互流通，大大加速再武装的进度。用防卫省自己的话说，在军工行业的国际共同开发和生产，“不仅可以实现防卫装备的高性能化，还能应对开发和生产成本的上升，同时有助于维持和强化日本的防卫生产及技术基础，并最终提升日本的防卫能力”。

早在2014年，安倍晋三政府宣称日本“和平与安全不能由任何一个国家来保障，国际社会也期望我国以符合国家实力的方式，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日本武器出口从原则禁止转向原则允许。

到今年4月，日本政府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的修改，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小泉进次郎在新闻发布会上放言：“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其他国家的顶级销售。”

5月出访澳大利亚期间，高市早苗继续为武器出口造势，宣称负责装备生产、维护和维护的日本“防卫产业”，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并露骨地表示，武器出口也将“促进包括军工在内的产业发展，最终促进日本经济增长”。

日本修订防卫装备移转三原则后，菲律宾立即谋求引进阿武隈级护卫舰。 图片来源：NHK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日本解禁对外军售的行径，得到了曾在二战期间与之浴血奋战的西方国家的支持。渴望日本提高军事开支，为自己分担维持霸权压力的美国自不必说，其他西方国家对此也多贪图日本工业的规模效应，而昧着良心同开绿灯。

澳大利亚Defence Connect网站的表态可以作为其中的缩影，这是澳大利亚国防部的综合市场情报平台，旨在寻求跨国防务合作、特别是为澳大利亚中小企业提供军工产业商机线索。该网站早在今年3月“三原则”修改前夕，便已捕捉到“东京似乎决心将其工业基础重新定位为以技术驱动的盟友安全和区域威慑力量”。

对此，Defence Connect网站反而开始片面鼓吹所谓“新的商业机会”，“有助于提升双方的认知”，开始盘点“商业层面的信任关系”如何进而推动“政府层面的研发项目”。并将其上升到“与日本建立更深层次战略工业关系”，大谈所谓的“潜在经济和安全利益”。

近期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在强化与菲律宾的勾结，这并非偶然。如果任由两国开展包括军工领域的所谓“协同”，未来其在我相关海域的兴风作浪只会气焰日甚。

此外，日本还积极与美欧印多国洽谈军工产业合作，并向北约提交了加入“防务创新加速器”（DIANA）项目的申请，以求加速先进能力的研发，并谋求实现与相关国家的“全链条嵌入”式防务合作，助力自卫队向“可对外参战、可联盟作战”的常规军事力量转型。

格外令人警惕和愤怒的是，日本对外军事输出的试探，始终与我国台湾强相关。早在2023年，日本已经指派防卫省在职官员“进驻”台北的“日台交流协会”，成为事实上的“驻台武官”。日本自民党与台湾民进党已经建立了所谓的“2+2会谈”，甚至举办了有日本前副防卫大臣参加的“台日安保伙伴关系论坛”，大谈“日台安保一体化”。日本与台湾地区还在包括半导体、无人机、舰船等领域图谋强化所谓“技术交流”和“零配件引进”，并且同样打着“军民两用”乃至“民用”的旗号掩人耳目。

早在2021年6月，时任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在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中，已经妄言台湾是“国家”，并称其是日本“必须保护的兄弟和家庭”。图片来源：哈德逊研究所

1976年，时任外相、后来担任首相的宫泽喜一，曾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做出过如下表态：“即使能带来外汇收入，我们的国家也不会穷到要靠军火出口赚钱……我们应该继续作为一个有着更高理想的国家继续前行。”

高市早苗在今年3月的国会质询中，被问到对这段话有何感想。她的回复是：“时代变了”。

其实是日本变了。

或者说，日本还是那个日本，只是不需要那块遮羞布了。

六、重蹈覆辙前夜，日本的变与不变

在日本军工产业一点点滑向我们熟悉的军国主义扩军备战之时，日本国内有些事情发生了改变，有些事情则又是熟悉的配方。

首先发生改变的是日本学界的态度。历史上，日本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慑于二战造成的惨痛景象，以及大批学者在战败前被动员助战的“黑历史”，因此是反对日本再武装的中坚力量。

1950年，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称：“今后绝不开展以战争为目的的科学研究。”1967年又发表声明，强调“不进行为军事目的服务的科学研究”。2017年发布的《关于军事安保研究的声明》继续强调“研究成果有时会脱离科学家的意图，被转用于军事目的”，要求“对研究资金来源做出谨慎判断”，并呼吁建立制度，确保高校和其他研究机构能从技术和伦理角度审查可服务军用的研究。

但是日本学界对再武装的态度已然出现松动。早在2013年日本发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出“集中产学官各方力量，让科技在安全保障领域也可得到有效利用”，此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加大对学术科研领域的工作。

以上文提到的防卫装备厅“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它为日本政府直接对接相关科研机构创造了空间，面对期限最长5年、最多可达20亿日元单点扶持的项目激励机制，高校申请数量已经大幅攀升，2020财年全日本大学总共提交了9个申请，2023财年这一数字上升至23个，2024财年为44个，2025财年，达到123个。

5年时间，上涨倍数逼近13。

日本学术总会呼吁的审查机制没能真正建立，反而自己都不得不承认“人们认识到越来越难以明确划分军事用途与民用用途的技术和知识。”连《和平宪法》都能突破的日本，何况区区一个学会的声明呢？

比起学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态度松动，民意对再武装态度的反转更为干脆。关于是否支持日本自卫队的“规模和能力”是否应该增强，1991年的内阁府民调显示，持“支持扩大”的民众占比少于“维持现状”超50个百分点，而在2026年4月公布的内阁府最新民调里，差距已经收窄到4.6个百分点。

对于武器出口的民意变化更快，2013年共同社组织民调时，针对是否支持放宽武器装备出口指导方针，66%的受访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而如今内阁府的这份民调，支持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8.3%。整体掉了个个儿。

但也有不变的，那就是日本军工利益集团又展现出了熟悉的味道。二战时期，军部、垄断财阀与军工产业构成的利益闭环，政商合谋、绑架经济、制造焦虑、以战养战。而如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下设的防卫产业委员会，影响力同样越来越大。其公示的涉军政策建议往往早于官方文件，不是建议被采纳了，就是政策被泄露了。也确实发生过防卫省把预算草案交由防卫产业委员会“过目”后才提交给大藏省的极端案例。更不用说，还有日本防卫装备工业会、日本航空宇宙工业会和日本造船工业会......盘根错节。日本军工企业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政治献金与游说也正在不断复活当中，对此笔者在“新型抗战拖不得”的前文里已有回溯。

新的军工复合体正在形成。

而这种复合体的形成背后，是日本二战前后看似改变，实则没变的体制问题，正如东京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所指出的“1940年体制”问题，即现代日本经济体制实际上在1940年推行战时统制经济已然成形。二战前昭和日本为了以战争形式掠夺全世界的总体战设计，在战后的昭和日本无缝切换为瞄准工业品以换取外汇和超额收益的举国体制。无论是经济运行逻辑、制度设计还是意识形态，“昭和日本”其实没有割裂。

用野口悠纪雄教授的原话是：“对于日本经济而言，这场战争从来就没有结束”。

既然“昭和日本”没有变，那么我们不仅看到了日本军工产业的未来，还能轻松预判它的走向。

由此又能引出一个终极问题：日本一直把自己发展军工产业视作是“正常国家”的权利，列举了一大堆国际通行惯例。

可是一个无法正视历史、无法根治军国主义、无法根除浓厚封建法西斯残余的国家，有没有资格享有“正常国家”的权利？

七、作为日本军工最大假想敌的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问题除了日本以外，最有资格回答的就是与日本一衣带水从而总被日本近水楼台先遭虐的中国。

日本此轮的扩军备战，中国就是其最大假想敌，没有之一。日本反复渲染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的维权行动，诬称这是对日本国家安全的“威胁”，以此凝聚日本国内对再武装的支持。上文提到的内阁府民调中，日本民众“最为关切的防卫问题”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和在周边地区的行动”，占比高达68.1%。三年前的调查，这一数值是61.3%。

通过前文的完整复盘，我们很容易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日本军工产业“军民不分”的特征，不仅有着深厚的历史积累，而且在当前还正被日本政府蓄意强化。

2.日本军工产业的实际产出被大量隐藏，日本一直用“军费不透明”指责中国，其实它才该是要去答题的那个。并且很可能日本在利用表面的民用工业从事受管制的两用物项的走私。

3.日本国内制约军工产业恶性扩张的健康力量不仅正在消失，而且趋于凋零。军工扩张的表象背后，是刺激军国主义复活的经济基础一直存在，而限制其生长的上层建筑已经瓦解。

4.日本境外的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和澳大利亚正在强化与日本的军工合作，并且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正努力使自己成为受益方，这种合作高度服务于这批反华国家对华的挑衅战略，并有可能通过吸引日起投资来填充本已空心化的美欧制造业，从而对我国形成产业经济和地缘政治上的多维度竞争。

5.日本军工产业恶性膨胀，针对的最大假想敌就是中国，这与日本在琉球的要塞化、干预台海南海局势、与菲澳等国勾结设卡是高度联动的。

历史正在看着中国如何抉择。须知90年前，纵容德国恢复军备的张伯伦，与纵容日本侵略中国的蒋介石，也都和希特勒、裕仁、东条英机一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相比蒋介石，张伯伦好歹是悉心做了备战，但不妨碍他因为绥靖政策，在耻辱柱上之余，还额外入选国际政治的笑林广记。

张伯伦其实是做了两手准备，在提高军费、陆军机械化、防空尤其是雷达网的建设上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决策部署，他死后也被主要对手丘吉尔高度评价。但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一次战略性错误就足以抹掉他其他工作本应取得的声誉。

历史又走到了几乎相同的十字路口，对于已经被定性新型军国主义的日本，如果我们无法遏制，导致敌人对台海、南海的侵略战火重燃，乃至日本成功拥核，那么后人评价我们，只怕会比张伯伦再低100个蒋介石。

当然，目前的局势也未到必须全面摊牌、发起热战的时点，依照中国的国力，是有条件管控住危机的。据此，笔者提出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当前我们对日本两用物项的管控，涉及的日企非但不多，而且还太少；其他必要的管制措施，也需要同步研拟跟进。

第二，后续对日本军工的管制，重心不能单盯着那些核心企业，要对其供应链进行摸排，以民用工业龙头中的涉军企业，以及供应链关键节点的中小企业进行识别，进而采取针对性管控措施。而这背后，必然是艰苦和繁琐的调研，甚至需要我们向上百年来赴华刺探的日本间谍学习，去深入挖掘日本内部。

第三，适当参考美国对华所谓“涉军企业”的管制措施，强化商务部出口管制与关注名单的执行范围和效力，加以实时动态调整，对于凡出现突破管制、走私关键物项、供应链涉军的日本企业，发起针对性调查，如果个案确凿、其又无法自证这只是个案，那要坚决进行重罚。

第四，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在华投资日企保持密切联络，明确凡是不参与日本军品生产、研发和关键物项走私的日资企业，依然和其他外企享受同等待遇，在高压打击日本军工产业链条的同时，继续鼓励日本产业脱离日本本土。

第五，对与日本合作进行军工研发、或者采购日本军品的国家和企业，研拟针对性管制措施，在已定性日本是新型军国主义，以及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并未废除的客观现实下，主动进行国际国内法的释法立法工作，明确其“军国主义帮凶”的身份，进行针对性制裁。

第六，与琉球问题一样，以上所有管制手段，不应以中日关系未来是否阶段性好转而变更，只能以日本是否遏制军国主义、是否回归《和平宪法》为改变。

总之，中国对日军工产业的管控，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从法理还是人情、从利益还是道义、从自身还是域外，都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并且按照当前形势已是舍我其谁。

这个脖子，一定要砍。军国主义没有死，绝不能让它再在我们身边肆虐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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