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本军工产业的整体格局与发展趋势

日本军工体系这种“寓军于民”的军事工业体系，形成了一套表面冰山一角、水下大金字塔的产业结构。日本政府通过合同委托方式，将军事装备的生产与研发任务分配给日本企业，龙头企业又向细分领域企业直到小微企业层层外包，军民品常在同一工厂共线生产，军工生产被高度隐藏于庞大的民用工业体系之中。

传统说法的“四大五小”共计9家有资格承接军工订单的核心企业，如今又有扩容，2018年时候，已经有17家核心企业承接了防卫省95%的装备研制和生产任务。但是这些核心企业要么不披露军品生产的规模，要么披露出的产值占比极低，基本都不超过10%甚至5%。

奥秘也就在于层层外包的转嫁，最终形成了上万家企业构成的庞大供应链网络。业内将它们称作是“军工行业‘主要公司’的主要公司”。据日本财务省统计，至少有1,100家企业参加了战斗机的生产研发；8,300家企业参加了作战舰艇和保障舰船的生产研发。同样，根据日本防卫省统计，日本全国与汽车产业相关的企业共计约7700家，其中约5000家次涉及军品研发和生产，剔除交叉重叠之后，预估近2/3的日本汽车企业都参与了军品的研发和生产。

由此，大量的军工收入被记到了中小企业名下，大企业们要么像富士电机那样不予披露，要么像三菱、川崎那样占比奇低。整个行业出现了大小企业对军工订单依赖度呈现断崖式变化的奇景。

防卫省抽样后得到的不同规模企业对军工订单依赖度的分布，10%以上的几乎都是小微企业。 图表来源：日本防卫省

为了要保证企业参与军工生产的积极性，日本军工行业的净利润率也远丰厚于常规制造业。据防卫省统计，仅2020财年的行业平均利润率就超过7%，远高于同期制造业平均水平的3%。

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年度报告指出，2013年，世界百大军工企业产值中，入榜的日本企业只占1.5%，到2024年上涨到2.0%。相关企业的军火收入则由2013年的61亿美元上升至133亿美元，翻了一倍有余。

正如前面所说，日本军工大企业的账面军火收入并不高，能入世界前百的也不过区区4-5家，已经有如此涨幅。而2025年度防卫省装备制造订单额约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激增至约3倍，占到当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近一半。两相对比可知，中小企业在军工上的收入涨幅是远高于大企业的。

日本军费支出近年开始急速攀升。 图表来源：MAMOR

截至2026年4月，2026财年编列的预算已经高达10.6万亿日元，较去年12月底初步透露的金额又猛涨了1.6万亿。当前日本直接的军费开支约占GDP的2%，未来甚至有可能要达到GDP的3.5%。

日本军工产业新一轮的盛宴正在烈火烹油之中，只是不知烧的会是谁。

四、日本政府为给军备松绑而加剧了“军民不分”

长期以来，日本军工产业虽然有所发展，但是问题也很明显。《和平宪法》与国内吃过战争苦的老一辈和平主义运动，以及当时的国际监督，让日本军工产业始终受到顶层设计的制约。由此导致日本虽然扩军，但军事发展路线距离“防卫”不能偏差太远，武器装备的进攻性也因此受到削弱，军种功能也并不健全。军工产业被拆解到民营工业之中，缺乏专用的批量生产线，且订单又以国内为主，多品种少量生产的后果是缺乏规模化效应，军品采购成本高、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此外，日本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过往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反战呼声很高。并且当时的日本政府对打通科研与军工之间的联系尚有收敛，叠加日本企业过于成熟的科层制设置对于创新的制约，也导致尖端技术难以被军工充分吸收。

这其实是一种微妙的平衡。日本战后在重新武装上的小动作，其实早已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安倍晋三甚至赤裸裸讲过，自卫队就是“我们的军队”。但是政治经济一系列机制的设计，仍然能保持对日本战争能力的天花板。

正在宣讲“自卫队就是军队”的安倍晋三。作为二战战犯后代，他对于日本再武装踩的不是一点两点，其身虽死，遗毒仍在弥漫。 图片来源：产经新闻

反过来讲，即使存在这些制约，依然不妨碍日本重建武装并在世界名列前茅，并保留了前文所说的巨大战争潜力。一旦制度性约束被突破、生产场景与正常国家无异，那么日本军工又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而过去十几年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正在打破这种能力与潜力的脆弱平衡。

战略设计上，日本通过一系列制度松绑，尤其是2022年“安保三文件”的出炉，将“举国防卫体制”定义为“综合日本所拥有的外交能力、经济能力等各项能力，体系化组合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打造”的防卫体制。这一概念实际上已经在比照美国军工的“全政府、全社会”路径，谋求集中各方面资源，统筹各级政府、民间机构乃至个人力量，模糊平战界限，最终增强整体军事威慑力。

日本还计划在2026财年制定“防卫产业战略”（实际上就是国防工业战略），进一步打破民企生产军品的限制、强化军民产业供应链、改善装备转移并扩大装备出口。同时还计划在今年内继续修订“安保三文件”，继续掏空《和平宪法》。

产业政策上，日本在过去十几年逐步强调强化军民“双用途技术”相结合，尤其是2024年以来将双用途技术置于国防战略的核心位置。重点包括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半导体制造等民用领域的领先优势转化为国防能力。2026年，日本将双用途物品政策纳入第二个科学技术五年计划（2026-2030），宣称要以此“应对国际紧张局势和供应链脆弱性的核心战略”。这一系列政策调整标志着日本已从制度层面彻底打破了战后军民分离的防火墙，将民用产业全面纳入军事化轨道。

也正是在2026年，国家安全首次被政府第七个科技创新基本规划列为国家科技战略支柱之一。国防工业列为17个公私投资优先战略部门之一。今年3月，日本政府出台《科技创新基本规划》，明确倡导“军民不分”，原话是“民用技术和安全保障技术不应被区分，应该促进两者技术的互相流动，形成民用与安全保障领域技术双向流动和协同效应。”。

《规划》就此提出，“产学官协同合作”在支撑前沿技术、双用途技术研发和应用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要求自2026财年起，将政府科技投资总额提高至60万亿日元的目标，比前五年增长约40%。

这份规划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搭建起了日本军工产业的组织架构，《规划》要求以内阁官房国家安全保障局为中心，与相关省厅协作，推动广泛的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共建“安全保障领域的生态系统”，并在2026财年设立关键技术战略研究所，为政府提供科学技术领域的安全建议。

最近还在试探拥核红线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当年3月27日的政府会议上赞扬了这一最新规划。他说：“看到《基本规划》明确指出科学技术与国家安全之间的有机合作，是划时代且极具意义的。”

2026年3月27日，高市早苗偕内阁要员出席在日本首相官邸举行的科学技术创新委员会会议。 图片来源：朝日新闻

在军工市场培育方面，除了巩固既有的军工产业格局，还开始注重导入重点领域的科创企业和新兴技术导入，防卫省与经济产业省就此展开联动，相关措施不断。2023年6月，两省举办首次企业见面会，就一口气约见了200余家初创企业，涵盖涵盖无人机、网络安防、卫星通信和电磁波等领域。2024年9月，两省又联合宣布提出“双用技术初创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旨在消除初创企业进入国防市场的担忧和障碍。同年10月，防卫省防卫装备厅成立“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主导了这一举措。该研究所借鉴了借鉴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模式，旨在高效地将民用技术融入国防装备，将民营企业的技术和理念融入军工产业的生态系统。

在此期间，日本内阁虽然频繁更迭，但是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协同发展的体制建设被推上快车道，目的还是以“民用”的名义刺激受科研团体投身推动军事科研创新。防卫装备厅自2015年开始推动的“安全保障技术研究推进制度”，每年的专利申请长期仅在100件左右徘徊，到2025年度达到创纪录的340件。

在这一系列战略、政策、组织、市场等因素的支持下，预计日本军工产业还将有一个飞速的跃升。根据日本共同社下属智库矢野研究所评估，到2040财年，日本国内的军民双用途市场规模到2040财年将扩张到2025财年的12倍多。

比起数量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正在比照美国、中国来发展一套庞大的军工体系和军民两用市场，并将其渲染为“正常国家”的基本权利。

一个思想都不正常的国家，要求在枪炮上的权利不仅要“正常”，还要对标如今最强大的国家，光就这一点，已经是全世界的隐患，中国作为一衣带水的近邻，更是首当其冲！